几天前与在国内的父亲通电话，他提到了死亡，我就难免心情沉重。父亲早已是耄耋之年，相对于年龄，他一直非常健康，头脑清晰，但是最近感到走路必须用拐杖了。在通话中他感慨道，很多老朋友都走了，在这个年纪里，死亡变得常见，不能回避。当他说这些话时，好像一片乌云飘了过来，笼罩着电话的两端。是啊，仔细想想，死亡可能随时降落到任何人身上，无论年龄。

在我的印象里，每次谈到或想到关于死亡的问题，好像都在计划之外、意料之外。死亡令人不快，所以我很少主动想到它，其实故意躲避它，但是最终还是躲不掉。当它出现时，它总显得阴森沉重，而且占据我的整个头脑，挤掉其他所有想法。年轻时我曾尝试了很多次，试图在思想上想透死亡、然后忘记它，但都失败了。于是后来我就相信，没有解决和忘记死亡的办法。我只能把有关死亡的问题放在脑后，在每日的生活中假装它不存在，有点类似于癌症患者假装一切正常，但实际上从来忘不掉自己身患绝症。

一     小时候害怕死

1.      宰牛的故事

在大约5、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想到有关死亡的事。当时我们全家刚从农村回到城里，我还没有上小学。中国还处在毛泽东时代，毛仇视知识分子，东北又特别左。我的父母在大学里做“老师”，因为政府已经废除了大学里的“教授”头衔。毛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父母就被撵出校园，“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种田。最初东北的政策是让下放的知识分子成为永久的农民，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毛泽东与他的钦定接班人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后果之一就是斗争中的丑陋内情暴露，毛的威信下降，他的一些政策推不下去了。于是，我父母又被召回了城市，重操旧业。

有一天晚上，父亲有了兴致，讲起他在农村的经历。那时他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总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不断进步。他以为自己的下半辈子就是一个农民了，所以总想参加村里的各种事务，学习一切能学到的农村技能。有一次他去帮助一家养牛户杀牛。当时的东北农民非常穷，可以说各个家徒四壁。村子里没有什么现代农用机械，牛是田里干活的主要劳动力，所以非常金贵。牛都属于集体所有，整个村子也没有几头，平时都寄放在养牛户家里。养牛算是好差事，所以养牛人都非常重视牛，平时与牛同起居。只要牛还能干活，农民们绝不会杀它。只有当它变老了、或生病了，他们才会杀牛吃肉。

父亲讲，在杀牛之前，牛其实知道自己就要被杀了。一般一头牛从小到大都被寄养在同一个养牛户家里，白天与那家人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与那家人同睡在一个屋檐下。牛与养牛户经常在一起相处十几年，所以牛非常熟悉那些要杀它的人。对牛来说，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屠宰前，院子里的人们忙里忙外，准备长短刀具、器皿和场地等。牛就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睛里不断流出大滴的泪水。

父亲讲完故事后不久，全家人都睡觉了。当时没有电视或互联网，又经常停电，而且电费也很贵，所以人们普遍睡觉早。大概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我一直都没有睡着。在黑暗中，我想了很多事，也流了很多眼泪。我想到死。牛会死，我也会死，父母亲人都会死。我回想起农村的景象和村里的人，都还历历在目。我甚至还记得村里的几头牛。我为故事里的那头牛伤心，觉得太不公平了！它为那家人干了一辈子活，最后却被他们杀掉。那家的孩子们从小和牛一起玩儿、一起成长，他们和牛当然是朋友。但是长大后他们却亲手杀了牛，只为吃它的肉，他们算什么朋友！

生活很残酷，而死亡就是生活里最残酷的部分。自从那天晚上，我就有了死亡的概念，并且经历了因为想到死而引发的强烈压抑。我必须找到一个在心里应对死亡的办法，否则死亡就会像黑洞一样吸引我的思想，让我不能自拔，随之而来的绝望会让我无法正常生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当想到死，我就幻想自己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永远不死的人。我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我没有感到任何迹象我会死。每天我都很快乐，并且一天比一天强壮。实际上，我感到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而且我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可惜的是，这样的信心很难维持，尤其是在我看了电影《未来世界》之后。

2.      《未来世界》

大约十岁出头，我看了一部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里面的反派角色是一家邪恶的科技公司，研制出了最先进的机器人，普通人看不出它们是机器人。表面上，这家公司经营一座游乐场。而实际上，公司挑选出社会地位重要的游客，按照他们的模样制造出机器人，然后杀掉真人、再把机器人放出去。通过控制这些机器人，公司就可以主宰社会。这些机器人的外观、举止等都与被换掉的真人一样，即使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分辨不出。电影里的男女英雄也差点被杀，求生中学会了通过仔细看眼睛来分辨真人与机器人。最后，两人击败强大的公司，解救了大众。

图1：左图是《未来世界》的广告。人脸下不是血肉、而是精巧的机械和电子线路。右图是秘密的机器人制造车间。（网络照片）

毫无疑问，这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电影！看完后我非常惊恐，因为它击碎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我当时也说不清。我本以为其他人也会被吓坏，可是没有想到，别人都轻描淡写，只觉得电影很有趣。这部电影驻留在我的头脑里很多年。后来我总结，它吓坏我是因为它破坏了我对生活的基本假设。小时候我本能地以为，我的生活被“拴在”周围人的身上。如果我的家人和学校里的人都认识我、与我互动，我就安全了，我的生活也就有了意义。但是在《未来世界》中，别人可以一如既往地“认识你”、“与你互动”，而实际上你已经死了，死得悄无声息，他们完全感觉不到。

我被这部电影吓破了胆，差不多得了恐惧症。我开始害怕在任何黑暗的地方独处，因为我觉得在那样的场景里，机器人就可以把我换掉，而别人都不会察觉。当时我家住在一栋宿舍楼的三楼，单元里每层住5、6家人。因为大家都不愿多付电费，所以楼梯上的灯泡永远是坏的。每当日落之后要回家，我就会站在单元门外等待，看到任何邻居也要上楼，我就假装偶然遇到，然后跟在人家后面走过黑暗的楼梯。经常是邻居住在2楼、到了2楼就不走了，我就会找个借口跟进他家，然后时刻注意走廊，再等下一个要去3楼的邻居。

这种恐惧伴随了我很多年，最后我还是逐渐摆脱了它。倒不是因为我解决了什么深处的心理问题，而纯粹是因为童年旺盛的生命力把恐惧挤走了。在那个年龄，我在白天狂玩、狂笑，非常兴奋和快乐。这些兴奋和快乐自然延续到夜晚，排挤着随夜幕降临而来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快乐越来越深地侵入黑夜，恐惧也就慢慢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恐惧从未完全离开我，而只是转移到我的下意识里。我一直知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对死亡的极度困惑和忌惮，在理智上我还没有解决、在情感上我也不敢触碰，虽然我每天过着外表正常的生活。

3.      铁轨惊魂

我有几次接近死亡的经历。与本文主题最相关的一次发生在我上初中时。我们的校园坐落在山脚下。在校门和山之间有一条铁路穿过。我经常在下午跑出校园，跑到山里去，不顾违反校规，只为了一个人闲逛或发呆。有一天我漫无目的地走在铁轨上，想着心事或做着白日梦，同时低头看着脚下的枕木。我向前走，一道道枕木就仿佛慢慢向后移动。它们排列的样子单调，我看久了就仿佛被催眠了，迷陷在自己的思绪里。直到一阵尖锐的巨响从身后传来，才把我唤醒。我转过头，看到一节小火车从我的背后冲上来。我赶紧从铁轨上跳下来。火车一边疯狂刹车、一边拼命鸣笛，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经过我时，我看到它的一排轮子都被卡住，在轨道上滑行而不是滚动。钢轮与钢轨摩擦，发出非常刺耳的声音。车上有几个人把头和手都伸在窗外。他们用手指头指点着我，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向我吐口水。

图2：从我背后冲过来的小火车与图中的样子类似，但更简陋一些。（网络照片）

火车离我而去，消失在远方。我开始明白刚才有多危险。如果我再多做5秒钟的白日梦，现在我已经死了！在铁轨旁和之后的一两天里，我都有些后怕，但并不很难受。又过了几天，连那点害怕也消失了。于是我就有了心得。以前我一直笼统地以为，“宰牛的故事”和《未来世界》带给我的极端情感，都是“害怕”，原因都是自己怕死。而在铁轨惊魂中我真的差点死了，却不怎么害怕。我并不那么怕死！那么当年我为什么如此害怕“宰牛的故事”和《未来世界》呢？

我再回想，在宰牛的故事里我把牛想象成了自己，临死前发现最亲近的人从来没有真在乎自己、而且要杀自己，于是觉得一辈子都错了，非常伤心。《未来世界》让我恐惧黑暗，因为如果一个机器人在黑暗中把我换掉，我的父母老师朋友就会把那个机器人当作我，根本不知道我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可以被篡夺、而周围的人都不关注也不会发觉，所以我感到恐怖。但是铁轨惊魂的情况不同，如果我当时死了，小火车上的人知道、我的家人和学校也都会知道，所以我就不太怕。如果有人知道、在乎、还记得我，死亡就不那么可怕了。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人生中的其他深层问题。

二     青年时期的摸索

1.      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

在国内的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我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的死亡与动物的死亡、或者一座老房子的毁灭，本质都一样，因为人、动物和房屋都是物质。人也只是一种物质，并没有什么特别。我学习这套理论很多年，自始至终没有感到它帮助我疏解了任何关于生与死的深层疑问、焦虑或恐惧。它也没有触动过我的内心、或激发过我的精神。唯物主义对我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我身边的所有人，上至父母、教授，下至同学、朋友、和熟人，都学习过唯物论。长期看这些人，我发现这套理论对他们的作用很肤浅。大家利用它通过考试、取得晋升、入党入团、书写官样文章等。但我还没有见过哪个人真的受到它的启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生和世界的态度。

从童年到大学毕业，我一直暗藏着有关生与死的焦虑和恐惧，也有过零星的感悟。比如我对比《未来世界》与“铁轨惊魂”带来的两种恐惧，获得了一些心得。 但是我一直缺乏思考生与死的思想框架。我接触过的几个意识形态体系都没有感动我，包括马克思主义、佛教和道教。我觉得它们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说不通。没有一套成熟的哲学，我就无法主动、深入地思考生与死，而只能守株待兔，期望偶然的顿悟或灵感撞上我。

2.      《圣经 新约》论永生

三十多年前的六四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之后不久我开始阅读《圣经》。《新约》中有两段著名的关于永生的经文，基督徒们经常提及：

约翰福音3：16（耶稣说）“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17：3（耶稣说）“Now this 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新约》中大概只有这两节经文明确提到“永生”。它们的大意是，真正相信神的人就拥有永生。但我在20几岁时读到它们，并没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六四之后，我想的最多的是关于真理、正义和爱，不是死亡或永生。

3.      大女儿出生

从20几岁到40几岁，我忙于职业和家庭，没有多少机会静下来思考生与死。小时候的相关记忆和半生不熟的思考，都被我冷藏了起来。我知道围绕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也躲在心里的某个角落，只是因为眼前太忙，所以它们没有显现出来。

成年后的第一个有关生与死的感悟发生在我家老大出生时。当时在产房里看着她来到这个世界，我感到内心深处震动一下。我对死亡的恐惧在那一刻大幅降低。这个婴儿延长了我的生命，而且她将来也可以有孩子，这样子子孙孙，我的生命就可能永远延续。后来几年我们又迎来了更多的孩子，每次我都有类似的感受，只是不如第一次那么强烈。

4.      母亲去世

大女儿出生后不久，我在国内的母亲去世了。从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在我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大概会延续到我死那天。她又是我亲近的人群里第一个去世的，所以我感受强烈。大女儿出生后，我安顿好母女，就匆匆回国去看母亲。她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她还有强烈的活下去的愿望，但是她对我说她不怕死，因为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而且都身体健康、已成家立业、算得上幸福。从她的眼神中我也看得出来，她真的不怎么害怕。她不惧死亡，印证了我在自己的孩子出生时悟到的心得。有了下一代，人就本能地觉得自己的部分生命跨越了死亡，死就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5.      初步想法

在短短的一两年里，母亲走了，我也从没有孩子变成了有3个孩子。我对死亡的恐惧明显缓解了。我还是害怕死亡，但是从原来的高度恐惧变成了一般的害怕。在我的头脑里，死亡的问题从原来的不可触碰变成了可以考虑。我可以平静地思考死亡了，虽然死亡还是显得阴森、令人不悦。

我远谈不上深入、透彻地理解生死，但确实有了一些自己的初步想法。生与死的问题是如此宏大，也许没有凡人可以完全看透。但是它又如此重要，每个人都应该真诚面对、努力思考。我慢慢领悟到，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其实是他对生的态度的一个部分。虽然很多人不自知，但是每个人其实都对自己的一生有基本的预期，包括人生的根本目的、外部世界怎样对待自己、这个世界的本质，等等。如果人大致达到了自己的预期，他就相对满足，就可以较平和地接受生命的结束，不太怕死亡。相反，如果生活与预期南辕北辙，他就会有各种病态反应，包括极度恐惧、逃避现实、幻觉幻视幻听、精神崩溃、自杀，等等。

比如小时候我听到宰牛的故事就很伤心，因为我把牛拟人化了，觉得它就像我自己。牛活着的时候为所在的家庭努力工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最后却被他们杀害。我想象自己就是那头牛，死的时候觉得一辈子都错了、白活了，于是悔恨、伤心。如果我早知道这家人对我无情，我会一辈子都努力逃跑。即使最后没有逃掉、同样被杀，我的悔恨和伤心也会少很多。我当时只有5、6岁，却也有了一些对人世的基本的预想、或人生观，包括希望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自己的努力获得恰当的回报等。虽然这些基本观念并没有在我头脑里形成抽象的语言，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已经令人惊讶地根深蒂固了。

再比如我看《未来世界》后竟然有了恐惧症，因为我当时本能地觉得，我的生活就是我与周边人的所有互动，包括家人供养我、朋友和我一起玩、老师让我罚站、同学和我打架等等。他们对我的熟悉就是我存在的证明和保障。但是这部电影告诉我，所有人都是不可靠的，即使我死了他们也可能完全不察觉。电影在我看来很可信，它讲的道理击毁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假设或预期，所以我的思路被搅乱，变得对日常生活恐慌，对黑暗和死亡恐惧。

母亲在临终之前没有多少畏惧，因为家庭和孩子是她人生观里的核心部分。她的家庭和孩子们都好，她对人生就基本满意了，所以面对死亡时她就从容。

人对生命的基本预期、基本假设、或人生观，其实就是信仰。信仰回答以下这些看似不同、其实紧密相关的问题，“我的最高追求是什么？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与外部世界的基本关系是什么？我对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我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等等。两百年前的一些欧洲哲学家，包括康德、黑格尔、冯·洪堡等，希望切断基督教思想对哲学领域的主宰，发明了新词“世界观”来替代信仰。“世界观”和它的孪生词“人生观”，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为日常汉语里的时髦词汇。造成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人生观、世界观和信仰其实是一回事。

信仰是一个人思想的根基与核心，决定着他对待生死的态度。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在信仰上不断努力、不断进步，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点。就像我在5、6岁的时候，其实已经相信公平、“不能恩将仇报”等原则。它们就是初级的信仰，但是当时我还不能把这些原则抽象成语言，就更谈不上知道自己有信仰、或需要在信仰上进步了。

三     中年后的思考

1.      李冰和都江堰

几年前我在国内看望父亲，期间去了一趟四川的都江堰。每个中国学童都在课堂上学过，距今大约2300年前，战国时代秦国蜀郡郡守李冰建造了这个庞大的工程。它把凶猛的岷江水引入人工运河网络，把旱涝灾害频繁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都江堰直到今天还在正常运行，支撑着数千万人的生活。

图3：俯瞰都江堰，工程如此庞大，却没有筑坝，是它长命两千余年的关键。（网络照片）

我在那个小城里看到各色各样的李冰雕像，也登上山顶俯瞰雄伟的都江堰工程，每次都心存敬畏，不由自主地佩服这位民族英雄。李冰已经死了数千年，但是他的影响到处可见。就像我的孩子们延展我的生命，都江堰就是李冰的“孩子”，延展了他的生命。我的孩子可能再活100年、也可能再生孩子，但都不能保证。而都江堰可以轻而易举地再运行1000年。李冰身后的影响力比我的大多了。伟大的事迹和成就确实能够让人的生命超越肉体的死亡。

图4：大概是现存最古老的李冰石像，造于东汉灵帝时期（157年－189年），在李冰之后大约400年，距今大约1800多年，现藏于都江堰的伏龙观。（网络照片）

人人都景仰伟人，希望跟随他、让自己的生命也跨越死亡。于是理工科出身的我一边在小城里游荡，一边做起了工程师的白日梦。我想象自己穿越回战国时代，加入李冰的团队建设都江堰，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然后也像他那样名垂青史。但是回来后我查了一些史料，就发现自己的梦想太天真、人世比我想象的更险恶。亿万中国人在学校里学到的李冰事迹，可信性其实很低，更像是后人的编造。他很可能不是都江堰背后的真英雄。而且国人早已遗忘了那位真英雄，虽然坐享其利两千余年。

首先，关于李冰最早、最权威的历史记录来自他身后150年左右的《史记》里的一句话，“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句话是《史记》中关于李冰的唯一记载。它的措辞简短而模糊。其中的“沫水”是大渡河的古称，不是岷江。《史记》里面还有其他两个地方谈到“沫水”，都指大渡河。而官方历史竟然用这句话来佐证李冰主持建设了都江堰，简直可笑。

第二，关于“李冰建设都江堰”的第二权威文献证据是李冰之后大约600年写成的《华阳国志》。关键的一句是，“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其中“壅江作堋”直译就是“拦江建坝”，明显不符合都江堰的基本工程理念，更可能讲的是其他河流、或岷江的其它地段。把这句话作为驳斥“李冰建设都江堰”的证据，倒是很合适。

第三，《华阳国志》模糊地讲到，在李冰之前，古蜀国曾经为了解决水患，在现在的宝瓶口附近开凿山体。按照这个描述，古蜀国才是都江堰的建设者。古蜀国就是产生了三星堆文明的民族，不属于华夏族。它在春秋时代被秦国灭掉，文化和文献都被捣毁。现在研究发现，古蜀国与人类的其他古代文明中心，包括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有文化和商业上的密切联系。

第四，李冰只是诸侯国的一位中级官员。一般认为他是山西人，在蜀地担任郡守只有5年左右。他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史书中的记载少、且模糊。依据最简单的常识，一个古代地方主管通常没有足够的权力、资源、精力、时间、兴趣或才能去主持、设计和建设这么庞大的工程，尤其当时秦国的政务和军事都很紧迫。即使我们退一步，假设他就是主持项目的官员，后人也不应该推崇他。都江堰的伟大在于它的设计理念。这么庞大的水利设施系统，竟然没有一处筑坝，是它运行数千年的关键。那位提出并实施这个理念的天才工程设计师才是最大的英雄，才是后人应该感激和推崇的人。可惜的是，国人早把他忘了，也许当年就没有多少人重视他，后世也没有什么人严肃地寻找过他。

第五，中国人崇拜李冰，始于东汉民间传说。那时，李冰已经死了三、四百年，并且已经几次改朝换代了。假如现在市井间有人吹捧一位明朝布政使有多了不起，一般人会觉得那只是编小说。东汉民间崇尚战国时的李冰，内容的可信性更低。 到了李冰之后八百多年的唐朝，都江堰附近才出现李冰祠。到了李冰之后千年的北宋，民间又开始流传李冰父子治水的神话。现在国内对李冰的推崇，是民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目的是政治效果。主管宣传的人大概觉得，借助已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传说与民间崇拜的力量，宣传工作会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于是真实与否就不重要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旅游时做的穿越梦、小时候父亲讲的“宰牛的故事”、和电影《未来世界》。假如我做时间旅行，回到两千多年前，找到了那位都江堰的天才设计师。我看他殚精竭虑，提出了让工程持续数千年的伟大方案。然后工程建成，造福天下，英雄默默死去。子孙们享用都江堰，但很快就忘记了设计师，甚至从来就不知道他。再往后，历代王朝借民间传说之势，把官员李冰树立成都江堰的英雄，天下百姓无障碍接受。我仿佛看到了放大版的“宰牛的故事”和《未来世界》在重演。设计师就像故事里的那头牛，贡献了自己生命里最宝贵的才智。后世子孙就像故事里的养牛人，坐享伟大设计师的工作成果，却忘恩负义，根本不在乎恩人，彻底遗忘、埋没了他。历代王朝就像电影里的邪恶公司，制造出假英雄李冰，取代了天才设计师的地位。两千年来的中国人就像电影里那些把机器人错当亲人、看不出亲人已经被杀掉的大众。

在5，6岁的时候，我就为“宰牛的故事”里的牛伤心，对养牛人失望到愤怒。我下决心，如果自己处在牛的位置，一定要努力逃跑。在10岁左右，看到《未来世界》里的那些常人，自己的亲人被换掉而不察，我就觉得他们令人恐怖。现在我发现，真实世界里人们就像那家忘恩负义的养牛人，经常还不如《未来世界》里的大众。比如绝大多数人发现李冰是假货后，既不在意，也不想去探寻真英雄。而电影里的那些一般人发现自己被骗后，还会奋起与邪恶的公司斗争，努力寻找真亲人，即使亲人已经死了。总之，看懂了这个世界的人就会伤心、愤怒，觉得它恐怖，想逃离，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世人冷漠、愚昧、甚至奸诈。他们既容易被欺骗，又欺骗别人。这不仅适用于现代人，也适用于古人；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外国人；不仅适用于一般人，也适用于他们敬畏的历史学家们、学校、政府和国家等。基督教徒和民主社会里的公民，平均比非基督徒和独裁社会里的老百姓好一些，但本质也一样，也不公平、不可靠。基督爱世人，即使世人可憎，基督徒也要爱他们。但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最高的人生目标、最深的信任、或生命的信仰寄托在世人身上，因为世人无以承受。把信仰寄托在人的身上，更可能带来深深的失望和生命的败坏，而达不到名垂青史、让生命超越死亡的目的。

许多人直觉地以为，如果一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很多人知晓它重要，那么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以后，关于它的真相就会浮现出来。可惜的是，这个美好的想法不适用于都江堰工程、也不适用于历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比如，究竟谁发明了造纸术或指南针也都是糊涂账。很多人知道林肯的名言：“你可以短期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期欺骗少数人，但你不能长期欺骗所有人”。林肯的说法更适用于基督教世界，而不是中国社会。因为基督徒把真实视为最高信条，而中国人信仰权力和政治，把真实置于它们之下。获得真实经常很不容易。如果人们信仰真实，瞄准真实努力奋斗，那么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真实就有机会浮现出来。但是如果人们崇拜权力并愿意为之牺牲真实，经过几千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已经成功地毁掉了真实。比如，历史上的国人早就忘记了都江堰、造纸术、指南针等背后的真英雄，原始资料被忽视或销毁得如此彻底，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回来了。现在的中国又在系统性地忽视和销毁还活着的人亲历过的真实，比如到底谁是抗日战争中的真英雄或真卖国者？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期间到底死了多少人？谁是造成饿殍遍野的真正元凶？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谁一心为民？谁只想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私利？等等。

基督教的神代表真实与正义。这两者紧密相连，没有真实就没有正义。基督教强调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经常也是真实与虚假的斗争。这样的斗争不但发生在任何社会里，也在每个人心中。人不努力捍卫真实与正义，虚假和邪恶就会大行其道。比如历代国人不在乎谁是都江堰背后的真英雄、没有奋力保护历史的真实，于是掌权者们就找到了制造假历史、假英雄的机会。几千年来，真英雄被剥夺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从人们心目中消失；假英雄登上神坛，老百姓被欺骗。邪恶得逞，正义不彰。可见，虚假与邪恶经常是手挽手的兄弟。

2.      香港的抗议学生们

我最近一次有关生死的领悟发生在香港。

在“反送中”民主运动期间我在香港呆过大约10天，几乎每天都到理工大学附近，观察防暴警察与抗议学生们的对峙。通常我站在警戒线旁边，与封锁校园的警察们咫尺之隔。他们全身上下穿着防暴装束，配备霰弹枪和左轮手枪，神态放松。因为警方主要靠重型武器攻击学生，不太需要警察个人冲锋陷阵。在这些警察身后，高压水炮向抗议学生发射添加了非常刺激的化学品的蓝色水柱；新型的声波炮向学生发射“声音炸弹”，就是非常尖锐的声波，可以让被攻击人群感到强烈的晕眩恶心、并丧失方向感；军用装甲车冲击学生们搭建的临时障碍墙；全副武装的警察用榴弹发射器向学生投射催泪弹，等等。很明显，那些抗议学生有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图5：香港理工大学外，防暴警察正在进攻校园内的抗议学生。校园和抵抗的学生在照片的右手边。照片里的烟雾是催泪弹飞过后在空气中留下的痕迹。

绝大多数香港人懂得民主对自己好。民主给予老百姓更多权力，让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当然喜欢。但是他们的想法对香港的政治无足轻重，因为亲北京的势力虽然人数很少，但是权力极大，几乎控制了所有他们认为值得控制的领域。抗议学生承载着香港人民对民主的希望。如果这些学生也放弃了，香港将失去最后一支还有点份量的民主力量，香港的民主就将再后退一大步。躲在理工大学校园内的那几十个学生，是最后一批拒绝放弃的香港人。他们在为700多万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而战，因此他们面对巨大危险。

其实大家都懂，都江堰真英雄被埋没、假英雄被推崇的情况，在中国绝非特例，而是普遍现象。忠心尽力地为大众做贡献、但背后没有权力支撑的人，几乎总被中国社会漠视和遗忘。在现代中国，老百姓甚至经常谩骂、攻击为自己谋福祉、但没有权力保护的好人。比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当年的抗日将领们被关押和枪杀；浴血抗日的一般国军士兵被群众批斗，在日常生活中被歧视和虐待。再比如，广大的普通市民曾经拥护公审和枪毙张志新、林昭等。在全国各地，群众批斗、侮辱和虐待了成千上万的学者、医生、科学家等。近年来，揭露非典真相的人被迫害、揭露婴儿毒奶粉的人被失踪、保护劳工权利的律师们被判刑等，中国老百姓都普遍沉默、不关心。

每个人都本能地希望被社会公平、公正地对待，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需要大众坚持真实与正义的原则，就是要全面真实地记录和理解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然后把荣耀归于那些做好事的人，批判那些伤害社会的人，不管做事的人是否有权势。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些，因为他们早已臣服于以暴力为靠山的权力。面对当权者的意志，中国大众几乎总是毫不迟疑地抛弃真实与正义，吹捧那些有权势或依附于权势的人，即使他们平庸无能或恶贯满盈，而恬不知耻地忽视那些真心为大众谋福祉、却没有权力背书的人，甚至把他们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亿万只脚。

在这样的社会里，不谋权势、只求服务大众的好人没有好下场，甚至没有基本的生存空间。比如那些曾经为中国的教育、医疗、男女平权、科学发展等诸多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们，被驱逐、被迫害、被关押、直至被杀，而极少中国人记得他们，支持他们，或挺身而出保护他们。几千年来的中国精英分子们，包括官员、读书人、军人和商人等，都深知这个现实，所以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真心为大众谋福利，而是追求自私的功利，你争我抢地攫取权力、谄媚权力，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抗议学生们不计个人得失，面对中国最大的权力，敢于挺身而出，为大众谋福祉、为香港谋光明，尤其难能可贵。这些稚嫩文弱的书生不但要面对军警的武力，还要承受很多中国人的恶意曲解、谩骂和攻击。但是香港如果要保持相对的自由与民主、避免迅速衰落，就需要这样一批勇敢的人。抗议的学生们担起了这个社会重任，所以我尊敬他们，在精神上与他们站在一起。

在1989年，我也曾处在与香港抗议学生类似的境况，所以很能体会他们的精神状态。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自身伤亡的危险，他们需要一种信念、一个高远的目标、或一个希望来激励自己。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他们不可能坚持下去。我问自己，“这些学生能在心里依靠什么呢？”首先，他们不能寄希望于现实的成功。被包围的学生不可能指望自己能战胜警察。警察与学生之间的实力差距非常悬殊，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轻而易举地粉碎学生的抵抗。只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们不想马上那么做而已。第二，学生们也不能指望自己的行为可以立竿见影地推动香港的民主。香港老百姓都懂，香港民主的短期前景不乐观。第三，他们不能寄希望于群众的有力支持。大多数香港老百姓都胆小怕事。即使内心支持民主，也不敢公开违逆北京，所以不会大规模地站出来挺学生。第四，他们也不能指望海内外的广大中国人支持或同情自己。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即使那些在欧美发达民主国家长期受教育、已经扎根的人，绝大多数还保持着臣民思想，把国家权威看得高过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这样的人不理解、也不相信民主，其中很多人坚决反对当前香港的民主运动。第五，学生们很难指望未来的中国人会记得或理解自己的艰苦努力和牺牲，因为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如果没有思想理念上的根本变革，未来的中国人还会与过去两千年的中国人一样，继续崇拜权力、忽视为大众福祉而违逆当权者的人。第六，学生们不能指望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同情香港民主运动，但他们终究是外国人，不太可能给予香港道义之外的支持。即使这样的道义支持也会招来国内民族主义者对香港民主运动更强烈的攻击和打压。总之，在这个世界里，抗议学生们很难找到精神依靠。

于是，一段久违的《圣经》文字跳入我的脑海：“Now this 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些被困在理工大学校园内、孤苦无助、但坚持为正义而战的学生，还可以指望神！其实世上所有相信公义、却被大众忽略、忘记、误解、拒绝、甚至憎恨的人，都还可以指望神。这节《圣经》就是对这样的人说的！其实，当一个人内心真实—就是睁开眼睛看自己和外部世界，尊重自己—就是相信自己与王侯将相和所有天下人都灵魂平等，爱人—就是尽力贡献去服务世人，他就会发现自己从根本上孤独，因为世人阴险不可靠、不公平、忘恩负义。他唯一的灵魂出路就是信靠耶稣和神，因为只有神可靠，因为耶稣和他一样，也崇尚真实、与人灵魂平等、爱世人、但被世人抛弃、直至杀害。当这样的人信靠神，他们的精神就与神的精神融合，他们的正义事业也就成为神的事业的一部分。神是强大的，所以那些信仰神的人就会获得内心的力量与和平。神是永恒的，所以义士的精神就会因为与神同在而变得永恒。这就是永生。

四     结束语：永生

基督教诚实地对待死亡。其他宗教许诺信徒死后重生，就是死去的人还有机会重回人间，或继续过人间生活。例如佛教和道教承诺轮回或投胎。很多穆斯林认为，他们死后每个人可以得到很多处女。基督教没有这些东西。基督教拒绝用糖衣包装阴冷的死亡，因为真实是基督教的核心信念之一。每个人都会死。耶稣也没有避免肉体的死亡，也没有投胎或轮回。《圣经》上讲，当耶稣知道自己快要死的时候，他“甚是忧伤”（马太福音26：38），并“大声哀哭”（希伯来书5：7）。

耶稣的信徒们应该专注于精神的永续，而不是死后重回人间。基督教只许诺精神不灭，基督徒应该为永恒的精神而奋斗。生儿育女、建功立业、名垂史册等等，都可能让一个人的影响力跨越死亡，并减轻人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的恐惧，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有本质的局限性。一个人通往永生的唯一途径是把自己的精神融入神的精神，让自己的精神随着神而得到永生，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

小注：

最开始是与父亲的一通电话，然后对孩子们谈起他们的爷爷和奶奶。话题自然转到了生与死、怎么看待生死、以及信仰。再然后写成了一篇英文稿。最后才有了这篇，与大家分享。也许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某个人读到后会有共鸣，觉得对自己有帮助，那就是对我花精力把这些想法写出来的最大回报。对那位我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说，“嗨，你好！”

二零一九年圣诞至元旦期间 于美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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