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日式美学里没有爱情
A. 引子
多年前我在华尔街做投资，工作很忙。我在办公室附近租了间小公寓，从周一到周五单独住，只在周末见老婆孩子。平时下班回家都是晚上10点、11点钟，但头脑依然兴奋，不可能马上睡觉，我就一边洗漱做杂事、一边看电视。午夜里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世界经典电影，所以在那个时期我掐头去尾看过很多老电影，对一些片段记忆深刻。
有部日本黑白片，我不知道名字，大概拍摄于1960、70年代，讲述日本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故事。日本战国始于1467年，终于1590年，延续123年，与中国明朝平行。在战国早期，全日本号称有66国，各由幕府将军把持。他们武装割据，谁也不服谁，战事不断。最著名的将军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史称“三英杰”。其中丰臣秀吉承上启下，在小田原之战中胜出，统一日本。
电影开始，一支部队正奔赴前线，夜晚安营扎寨。男主角是大首领，我推测应该就是丰臣秀吉。那位演员人到中年，胡子拉碴，很像1970、80年代的中国农民，一看便知生长在二战之前的日本，青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他在大帐中与年轻貌美的妻妾们饮酒作乐。那些女演员大都20岁左右，明显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冰肌玉肤、明眸皓齿，脸上充满胶原蛋白。她们投怀送抱，他笑逐颜开，临时后宫里欢歌笑语。历史上丰臣秀吉出身卑微，以好色闻名。
这时卫士来报，一位民间高人求见。于是将军色变，急步走到帐外迎接。夜空下枯槁的老人为将军分析天下大势，告诉将军你就是天选之人，日本的未来全靠你，全国百姓都指望你。于是将军神情越来越严肃、眉头越来越紧锁。突然间，他一跃而起，拔出腰间宝剑，独自冲回大帐。然后银幕外传来女人们的惨叫声，此起彼伏。砍杀完毕，将军回到高人面前，宣誓自己将以天下为重，从此不再沉迷女色。那位高人与周围士兵们都被振奋和感动，向将军投来佩服、崇拜的目光。将军终于成熟了！日本终于有救了！
本来我计划找出电影名称和背景，但转念一想，没必要。只要提供情节梗概，我的读者们马上领会其精神实质。为天下大业，亿万生命都是小事，杀几个女人又算什么？儒家总结为“安邦、治国、平天下”，丰臣秀吉推崇“尊奉天皇、天下泰平、国之安宁”。底层逻辑都一样，天下大业最重要，其他所有必须让路。大概东亚各国都崇尚这套逻辑，无论精英还是老百姓，古今一致。既然大家已经懂了，我何必纠结电影名称与细节?
讨论川端康成与爱情，为什么要谈及丰臣秀吉砍杀妻妾的故事？从学生时代到中年，我对川端康成的理解由浅入深，过程中这个电影情节起过重要作用。在品味他写作思路时，我头脑里曾浮起一幅对比画面，一边是丰臣秀吉拔剑怒向妻妾的镜头，另一边是电影《伊豆的舞女》中三浦友和饰演的男主角泪水盈眶的脸。那发生在电影结尾，他矗立船头，忍痛与饰演小舞女的三口百惠诀别。我一下子领悟到，这两个男人虽然一个凶神恶煞、一个含情脉脉，外在表现天差地别，但内心想法本质一样。他们都认为：
【exp.1】为现实考虑，人应该斩断内心情丝。
这是川端康成笔下美好爱情、以及主流东亚爱情观里共同隐藏的底层逻辑。
B. 《伊豆的舞女》：美与爱昙花一现
川端康成是东亚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豆的舞女》是他成名作，也是他最受普通大众欢迎的作品。改革开放后不久，同名电影流入中国，在我们那代大学生里尽人皆知。在一般人眼里，《伊豆的舞女》是纯爱故事；在文学界，它体现日式美学。小说日文原版仅两万余字，属中短篇，第一人称叙事，具强烈自传性。男主角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小说里无名，电影具体成“川岛”，是位东京来的学生，在乡下独自旅行时偶遇小舞女熏子。熏子尚未成年，还没开始接客，但已显露些许少女气息。一般认为故事基于川端康成在1918年的一次出游。当时他大约20岁，就读于日本名校，东京府第一高等学校，类似东京大学预科班；熏子应该14、15岁。
文中有个著名段落，描写熏子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竟然一丝不挂跑出来，兴高采烈地与川岛打招呼，完全不知羞涩，表现她还是个孩童，质朴纯真，让川岛内心受到洗涤，解除暧昧欲念、以及与之相伴的隐隐不安感：
“一个裸体女子突然从昏暗的浴场里跑了出来，站在更衣处伸展出去的地方，做出一副要向河岸下方跳去的姿势。她从头到脚都赤条条，伸展双臂，喊叫着什么。她就是那舞女。洁白的裸体，修长的双腿，站在那里宛如一株小梧桐。我看到这幅景象，仿佛有一股清泉洗荡着我的心。”
图1. 1974年版《伊豆的舞女》电影剧照，由巨星情侣三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左，熏子赤身裸体冲出浴场，向远处的川岛招手。电影比较含蓄，没有全裸镜头。右，旅途中二人渐生情愫，熏子主动低身为川岛拍打尘土，体现东方式女性温柔，也表达熏子比川岛社会地位低。
熏子的美触动川岛，二人互相喜欢，但都没点破。旅途结束，也是离别时刻。熏子偷偷跑到码头为川岛送行。川岛远远看到她，但也只能挥别。船开了，川岛走进阴暗的船舱，躺在床上，“任由泪水涌出眼眶，仿佛头脑已化作一池清泉，正一滴滴溢了出来，之后就什么都不剩了，我顿时觉得舒畅”。
整个故事体现日本传统美学里的“物哀”观念。物哀，起始于日本古代文学经典《源氏物语》，字面意思“见物生哀”，引伸指美本质短暂，人要接受、珍惜、并满足于转瞬即逝的美。比如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但花季短暂；日本武士认为长寿代表平庸，英勇战死沙场才最美，所以最美的人生必然短暂；熏子的美是少女之美，是女人一生中最美，也必然短暂；川岛与熏子短暂相逢，这样的美就是最美，不要再求百年好合，等等。所以《伊豆的舞女》必然以悲剧结局。如果川岛没有挥别熏子，或他们后来再续前缘，物哀意境就瓦解了，小说将失去其美学支点。
【exp.2】《伊豆的舞女》体现日式美学里的物哀观念。
传统日本有美学，但没有关于爱的理论。为能基于日式美学描写和探究爱情，川端康成接受一条西方哲学观念，男女之爱源于美。在柏拉图“爱的阶梯”论里，每个层次的美都与本层次的爱一一对应，比如肉体之爱来自肉体之美、灵魂之爱来自灵魂之美等【1】。川端康成照葫芦画瓢，主要从男性角度看美与爱，认为男人爱女人因为女人美。西方主流思想，包括基督教和柏拉图哲学，都认为美与爱可以永恒和完整，所以值得人不断追求。日式美学不同，认为美与爱本质上都短暂且有缺陷，人必须满足于此、不可强求。
【exp.3】日本文化里没有爱的理论。川端康成采用柏拉图理念，认为爱源于美。
图2. 《伊豆的舞女》电影结尾画面。两人诀别，流着眼泪，凄楚感人。
底层逻辑断裂
川岛爱而不得，经受诀别之苦。读者被带入，既感动又羡慕，觉得这种苦就是甜。小说出版后几十年里，川端康成不断收到来自日本各地的读者来信，男女老少都有，询问熏子后来怎么样了、他是否寻找过她等。我在大学期间接触《伊豆的舞女》，先看电影、后读小说，也觉得熏子真美、川岛与熏子之间的爱真纯，为什么他们不在一起？他们应该在一起！我与那些日本读者感受类似。
但积累更多人生经验后，我发觉这个故事在根本处虚假。就像两姐妹，姐姐逛街时发现一件衣服，回家后向妹妹吹嘘那件衣服有多美。妹妹听得心痒痒，迫不及待准备第二天去买。但夜深人静时妹妹突然冒出个疑问，如果衣服果真那么好，为什么姐姐自己没买？同理，如果川岛与熏子之间的爱情真的那么美好，为什么川岛选择离开熏子、之后也不去寻找？他放弃了，就是用行动证明，这份爱在他心里没那么美好。小说是个美丽的谎言。
我20岁时旁观过一场类似川岛与熏子的邂逅。当时我在交大读本科，暑假期间我们班去新安江水电站实习，历时一个多月。电站地处浙江淳安，在杭州西南约200公里处，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尤其电站连带的水库，碧波万顷，点缀众多岛屿，取名千岛湖。期间电站安排我们游览千岛湖，租了一条大号游船。船上导游是位漂亮姑娘，年纪与我们不相上下。她很快与班里一位高大英俊的上海籍男生相熟，二人一路有说有笑，从淳安传说谈到各自经历，然后互留通信地址。大家都看出他们彼此喜欢。当时社会拘谨，男女界限分明，自由恋爱少见。男女一旦交往，马上联想到结婚。
实习结束后我们回到上海，女导游来信给那位男同学，字里行间表达希望进一步发展。我们都知道，因为他骄傲地向大家报告。当时大多数同学没有异性交往经验，而他迅速迷住漂亮导游，当然自豪。但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再无下文。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并没有任何法律或规定禁止他俩交往或结婚，但二人之间存在很多现实障碍。第一是户口。男生绝不愿去淳安，女生很难获得上海户口。第二是事业前途和生活质量。淳安女生嫁到上海，很难获得工作，更没能力帮助丈夫。太太不工作，拉低家庭收入，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同学迅速冷静下来，甚至从没真热络过，理性选择放弃，很像川岛放弃熏子。
这个真实故事与《伊豆的舞女》在很多方面相像。两个男生都是名校学生，来自大城市，虽然当下一名不文，但前途无量。两个女生都年轻漂亮，仰慕男生，依靠自身魅力吸引到男生。但男生社会地位与处境远好过女生，所以在外人眼里双方不般配。我同学的邂逅发生在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20年，法律当然允许自由恋爱，校规也松动到不成大碍。川岛邂逅熏子，大约发生在1918年，明治维新已过去50年，日本法律早已允许自由婚配。但在现实中，川岛同样面对户籍、前途、和生活质量问题。日本户籍制度历史逾千年，最初借鉴中国唐朝户口制度。如果他与熏子结婚，按1910年代日本习惯，熏子需迁户籍入他家，就需要他长辈同意。但熏子出身低贱，长辈大概率不同意。理论上川岛和熏子可另立户籍，但现实压力巨大，几乎无人那么做。就像理论上我同学可以把户口从上海迁至淳安，但现实中几乎没人那么做一样。关于前途与生活质量，川岛处境与我同学神似。熏子出身低贱，不利于川岛职业发展或社会生活。总之，这些障碍并非完全不能克服，但现实成本很高，所以川岛放弃熏子，就像我同学放弃女导游。世界虽大、历史虽长，但古今中外的人经常面对本质类似的问题。
但是，我同学与川端康成之间有个大区别。川端康成把自己的邂逅描写得美轮美奂，而我同学不敢。因为他心如明镜，清晰懂得自己为什么放弃女导游。他要保护自己的上海户口。在那个年代，上海户口最珍贵，相比之下其他问题不值一提。他选择放弃女导游，因为在他的计算中，女导游的魅力、他俩关系的美好程度，都比不过上海户口的价值。我们作为他身边同学朋友，也不会允许他美化那场邂逅。因为大家都聪明，又互相知根知底。我们会说你吹什么牛，如果你们感情真那么美好，你怎么不从上海搬到淳安？没人会阻止你，一点难度都没有。你不去，就说明在你心里，你俩感情的价值还不如上海户口与淳安户口之间的差价!
【exp.4】《伊豆的舞女》故事主线不可信。
川端康成把熏子写成绝美，把川岛的爱写成纯爱，同时又写川岛自愿放弃熏子，一点没察觉其中存在自相矛盾，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还很年轻，生活经验太少。小说出版时他只有26岁，还没结婚，恋爱经验也很少、近乎无。二是他吹牛的回报率太高。小说发布后他一举成名，登上文坛高峰。高回报可以让任何人忘乎所以，包括让吹牛者忘记难为情。我身边同学朋友读过《伊豆的舞女》后都很喜欢，虽然在生活中见证过类似邂逅，也没人指出书中隐藏的虚伪。大概因为我们太崇拜诺贝尔奖了，从没想到把书中内容与现实做对比。在自己心里都不敢提出疑问，在别人面前更不敢，怕被人说自己水平不够，没读懂书中深刻思想。诺贝尔文学奖评语里从来只说获奖者的优点，不会指出他缺点。不过评语中讲到他多篇作品、却没提《伊豆的舞女》，说明评委们对这篇评价不高。
丰臣秀吉挥剑杀妻妾，川端康成和我同学放弃心仪女生，思想本质都一样，都为现实利益斩断内心情愫。有人会说，丰臣秀吉那么狠毒，怎么可以与含情脉脉的川岛相提并论？其实在拔刀之前，丰臣秀吉与妻妾也甜甜蜜蜜、两情相悦，与川岛和熏子没大区别。没理由认为丰臣秀吉对妻妾的感情比川岛对熏子的差。前者位高权重，可以杀人不偿命，所以杀了妻妾；如果川岛杀熏子，将不得不偿命，所以他想都不敢想。这样对比让我们很容易看懂，现实中人如何对待情人，经常取决于外界因素，所以依据行为判断爱情是否真挚美好，结论不可靠。理解爱情，重点是考查人内心。
【exp.5】爱，是以对方为目的；欲，是以自己为目的。
这个总结来自康德，本质唯心、不唯物。因为物质、现实、与肉体统一；物质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只能通过肉体与人心互相作用。按唯物论，物质决定人心。人必然以自己为目的，最大化自己广义的肉体快乐，与动物一样。这类快乐就是欲望。但爱要求人以对方为目的，人心必须超越肉体、现实、或物质世界，才可能做到。这表明爱在彼岸世界、人心可以与彼岸世界相通。
按【exp.5】里的定义，丰臣秀吉、川岛、和我同学对情人的感情都还是欲望，没有上升到爱。因为他们都盘算自己得失，认定现实利益更重要，放弃感情。但川端康成不懂这个定义，没分清爱与欲的差别，在《伊豆的舞女》里把一份欲望写成了爱情。他以描写女性美和爱情闻名，但想法和语言都延续日本传统。日本文化里本来没有爱情概念，所以造成概念不清。连东亚大作家都分不清爱与欲，何况一般东亚老百姓？
【exp.6】在《伊豆的舞女》里，川岛对熏子的感情本质是欲望，没升华到爱情。
C. 《雪国》：美徒劳、爱徒劳
川端康成因《伊豆的舞女》成名，因《雪国》达到创作巅峰。他35岁开始写《雪国》，47岁时完成。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时代，他花了12年时间，精心构思和雕琢，才打造出这篇作品。《雪国》既被文学界推崇、也被普通读者喜爱，可算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今天很多日本人都熟悉其开篇几句，并理解背后的唯美意境：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图3. 《雪国》里两位女主角，左是驹子，右是叶子，图片来自1965年版同名电影。二人都是乡村女孩，社会地位卑微。驹子19岁，已拜师学艺，准备学成后做艺妓；叶子更年轻，还没开始学艺。男主角岛村在旅馆里初见驹子，觉得她美得纯洁，“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岛村在夜晚的火车上第一次瞥见叶子，立刻被打动，“特别是当山野的灯火映照在姑娘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雪国》是中篇小说，情节简单，处处营造唯美画面，如同多幅日本水墨画串联在一起，动态呈现山川、雪景、和女性美。雪国是个虚构的村庄，与东京隔着一条山脉，由隧道相连，像个世外桃源。两个男人与两个少女在此发生四角恋情。叶子爱老师的儿子，老师儿子爱驹子，驹子爱岛村。但岛村是东京来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高，人已中年，且有家室，来雪国只为休假和找艺妓睡觉。所以这一连串恋情都不可能。
图4.两位少女的命运。左图，驹子本来学艺，纯洁美丽，憧憬爱情。但时间不会停滞，不久后她正式做艺妓，陪人睡觉，对爱绝望。岛村看在眼里，感叹她美得“徒劳”。驹子美又怎样？最后还不是如此！右图，岛村看见叶子在雪地里专心劳作，洁白的背景烘托美丽的少女。老师儿子病死，叶子爱而不得，继续留在村里。叶子是故事里的亮点，岛村只可远观她，觉得她一直很美。但如果她活下去，必将与驹子类似。作者安排她在一场火灾中死去。叶子的美与爱都“徒劳”。
与《伊豆的舞女》相似，《雪国》里也有物哀，比如驹子与叶子的少女之美。但《雪国》更体现日本美学里的“侘寂”。侘，指不得志；侘寂，字面原意是人不得志时的寂寞，最开始源自佛教和茶道。生活里总有不顺利，人必须接受、欣赏、并满足于这样的人生。侘寂的引伸含义是接受、欣赏、并满足于有缺憾的美与爱。驹子虽美，但得不到岛村的爱；叶子有爱，但爱人病死。她们都经历人生缺憾，无力改变，必须欣然接受。这就是侘寂。
《雪国》围绕岛村的见闻与感受展开。他旁观驹子和叶子的生活，觉得一切都没办法，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所谓。岛村看懂了物哀与侘寂的终极意义。美短暂并有缺陷，爱因美而生，所以爱也必然短暂和有缺陷，人努力也不能改变。日本文化要求人不但隐忍，还要学会享受这样的人生。谈何容易？小说里岛村一遍遍感叹“徒劳”。徒劳代表绝望与放弃，不代表满足与享受。
不徒劳的美与爱
美与爱怎么可以徒劳？如果川端康成是对的，短暂的美是最好的美、得不到的爱是最纯的爱，那么聪明男人们都应该像《伊豆的舞女》中川岛和《雪国》中岛村那样，年轻时只求萍水相逢，中年成功后寻花问柳，不再求百年好合。美丽的少女们也就只能像熏子、驹子、或叶子那样失望，不可能找到互相忠诚、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终身伴侣。这套观念荒谬，世界没那么糟糕。川端康成描写日本人，遵照日本文化思路，找到了日式美学里最高级的美与爱，却发现结果就是徒劳，让人绝望和泄气。但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美学，那里的美与爱并不徒劳。为看清《雪国》的深层意义和局限，让我们考察西方经典文学里美与爱如何给予人希望与力量，看看那些作者与川端康成有什么不同。
在听说川端康成之前，国人就知道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和他的代表作《斯巴达克思》。这本历史小说出版于1874年，曾在苏联和东欧广泛流行，很早进入中国，但文革期间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广播电台把它制做成广播故事，分集连续播放，让它变得家喻户晓，对1980年代中国社会爱情观产生巨大影响。故事发生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但反映19世纪后期西欧基督教价值观。斯巴达克是个奴隶角斗士，爱上贵族女子瓦莱里娅，然后为自由参加起义，试图推翻奴隶制，最后战死沙场。
斯巴达克初见瓦莱里娅，觉得她“纯净的容貌仿佛显露出她灵魂全部的高贵”。作者只用半句话描写女主角外貌，用另外半句强调她灵魂高贵，然后迅速深入，“她毫无畏惧地看着他，仿佛看的是一个人，而不是奴隶”。女主角的表情反映内心，她简单地把男主角看成一个人、与自己一样。“就在那一刻，斯巴达克感到了自己锁链的全部重量。…那张面容对他而言如同神启”。爱与美直接相连。在男主角眼里，女主角的美远不止外貌、更关于灵魂。他爱她，仿佛响应神的召唤。二人灵魂互动、共鸣，刺激男主角内心觉醒，看清自己应有的尊严，于是有了精神力量与战斗目标，就是解除自己和其他奴隶身上的锁链。书中写道，“与其作为奴隶而偷生，不如作为自由人而战死”。这样的美与爱怎么可能徒劳？在《斯巴达克思》里，女性的美激发英雄，英雄的爱改天换地。
对比乔万尼奥里与川端康成，前者把女主角的美、男主角的爱，都与灵魂挂钩，于是他们的美与爱超脱现实、进入彼岸世界，才变得长久和完整，人追求它们才不会徒劳；而后者从不谈灵魂，笔下的美与爱都停留在现实中，必然短暂并有缺陷，人追求它们就只能徒劳。简单讲，斯巴达克爱瓦莱里娅，不只因为她好看，更因为两人灵魂共鸣。但川端康成看不见灵魂。她对待驹子、叶子、和熏子的美，都像东京上班族路过花店门外，瞥见橱窗里的樱花盆景后感慨，“真美呀，可惜过几天都凋零了”。对他而言，女性美如同樱花之美，都只关于外表和环境，是肉体和现实层次的美，不涉及灵魂。没有灵魂的美人本质是物件，理性的人可能“喜欢”物件，但不可能“爱”物件。
生活中人常以为很多观念必然是感性的、是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比如美是否永恒、爱能否予人希望等。其实不然，它们背后存在严格理论。不同理论造成川端康成与乔万尼奥里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以下把乔万尼奥里依赖的理论清晰化：
从承认灵魂存在，到获得永恒、完整的美与爱，以及因爱而生的勇气、和对未来的希望等，中间还需要基督教义作逻辑桥梁：
D. 《千羽鹤》：美与爱全崩溃
看懂一件事后，人无法退回去、重新让自己看不懂，这其实很残忍。青年川端康成写《伊豆的舞女》，胸怀天然的热情，秉持日本武士般的认真态度，按传统日式美学精神，在文学里探究全社会热门问题，美与爱，所以文字真心、感人。虽然内含底层矛盾，但作者和主流读者都没看出来。鼎盛时期他写《雪国》，态度依然认真，继续遵循日式美学，但已看到其实质，就是“徒劳”。他不再如年轻时天真，对世事感到无能为力、没有希望。又过了几年，他52岁时完成另一部代表作《千羽鹤》，继续堆叠物哀、侘寂等日式美与爱元素，但内涵已崩塌。其中的美只停留在茶具、日式手帕、女性身体等物件与细节上，其中的爱扭曲而败坏，整部作品精神虚空。川端康成彻底绝望了。
《千羽鹤》故事阴暗，乍看起来像低俗色情小说。男主角菊治来自茶道世家。父亲死后他与父亲生前情妇太田夫人发生性关系。事后太田夫人羞愧自杀，菊治转而勾搭太田夫人的女儿文子。另一位父亲生前情妇，千嘉子把女徒弟雪子介绍给菊治，文子得知后感到羞耻，悄然离开。菊治发现，甩开千嘉子纠缠，出门寻找文子。专业评论者吹捧《千羽鹤》描写人物心理多么细腻、叙事技巧多么高超等。随他们去吧，我不想争辩枝节末梢。重点是书中再找不到作者早期作品里对美与爱的高尚向往，只剩下扭曲、空虚的男欢女爱。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雪国》和《千羽鹤》，却没提更流行的《伊豆的舞女》，内含深意。川端康成希望沿日式美学建立起日本民族的美与爱意义体系，独立于西方文化。《伊豆的舞女》代表这种努力的开端，《雪国》和《千羽鹤》则代表结果。他追到了日式美学的尽头，然后看清其中的美根本不美、其中的爱根本不是爱。于是他失落、迷茫。他一生建立起来的意义体系坍塌。《千羽鹤》代表他最彻底的自我否定，其中的日式美学内容腐烂，体无完肤，只剩虚假外壳。评委会仿佛在说，“你年轻时赞美日式美学，日本大众很喜欢，但我们看不上。你中年后自我否定、而且很彻底，我们为你喝彩”。这里面包藏巨大讽刺，可惜很多人没看出来。
获诺贝尔奖与自杀
图5. 川端康成(1899-1972），祖辈富贵，后来家道中落。因父母早亡，他随祖父在大阪生活。不久后他祖母、姐姐、和祖父都相继过世，他只得寄居于不熟悉的亲戚家，从此终生被孤独感和死亡气氛笼罩。二战前他积极参加反战活动，二战期间他访问过中国北方，包括吉林市和北京。他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右图为颁奖现场。在隆重的西式仪式上，他身穿和服，挂满夸张的日式传统装饰，特别扎眼。1972年，他73岁时自杀。
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川端康成发表演讲，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他引用大量日本古文名句，抒发对日式美学的感想与感情，强调日本式“虚无”高贵和独特，不同于西方式虚无。在民族感情层面上他做得对。亿万日本人民因他骄傲，他需要在世界最高文学殿堂上赞美本民族文化。但在思想层面上他不诚实，打肿脸充胖子。他已发现日式美学虚无、徒劳、不能予人希望，还有什么可骄傲？虚无就是虚无，不分东西方。大概他心里懂，所以讲演中专注古代日本，只字不谈现代日本，隐含他只为那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日本而骄傲。
三年多以后，1972年春，川端康成在东京寓所对家人说要出去走走，然后独自前往郊外神奈川县。他常年在那儿租一间小公寓。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经死在公寓里，原因是吞煤气，但他没留下任何遗书或临终交待。他为什么自杀？流行解释是他江郎才尽，得奖后被盛名所累，一直写不出好作品。在《千羽鹤》之后，他继续出版很多作品，但除《古都》回光返照、重复年轻时代的唯美风格外，其他作品质量都不高。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太表面，没说透实质。伟大作家写作，从来不是技术性生产，而是意义层次上的扩张与推进。年轻时他充满希望地写作。希望，就是知道下一步如何走，并觉得下一步会比现在更好。对于作家，下一部作品就代表这个下一步，所以他好作品不断，从无到有建立起自己的意义体系。但中年后他发现日式美学本质空虚，于是失望。失望，就是看不到下一步如何会比现在更好。他用《雪国》和《千羽鹤》彻底否定了原来的自己。就像搭骨牌，花很长时间搭起，只有一次推倒机会。他推倒自己的意义体系后再无东西可推，还写什么呢？这才是他江郎才尽的底层原因。
E. 西风东渐中的川端康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提出脱亚入欧口号，全面向西方学习。之后不久，西方爱情观念传入日本，在文坛和大众中掀起波澜。川端康成出生于世纪之交，青少年时代恰逢日本迅速西化、日本作家们热烈追逐爱情题材的高潮期。20世纪初的日本文坛紧跟西方风气，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还浮于表面，所以写出的爱情故事按西方标准经常不伦不类，按日本标准又过分露骨、激进、反传统。《伊豆的舞女》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版，以作者个人经历为基础，文风清新、克制，追求感情升华，回归日式传统美学，显得独具一格，于是一炮走红。川端康成从此找到自己定位，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人生。他要以日本人视角、沿日式美学道路探究爱情，希望建立起日式女性美与爱情的意义体系，在世界文坛中争得一席之地，与“西式爱情”分庭抗礼。
可惜，川端康成最终在万千荣宠中自杀。虽然他在名利场上大获成功，但他的核心理念被证明失败。他努力一生也没找到日式爱情，凸显日本传统与西方传统之间的鸿沟多么深刻。美与爱都是抽象的，不在现实世界里，而存于彼岸世界。关于这点，西方理论高度发达，主流认为美与爱都源于神，所以可以永恒完整、予人希望。日本人也有传统宗教信仰，主要是神道教与佛教，所以日本人理解现实之外另有洞天，生活中也追求思想与情感的升华。但日本传统里没有爱的理论，只有零星美学观念，比如物哀与侘寂。日式美学不完善，没形成系统。日本宗教缺乏关于彼岸世界的完备理论，含糊地认为美藏在人心和事物背后，推论就是美依附于人心与事物。而人心与事物都存于时空之内，受时空限制，必然短暂和有缺陷，所以日式美学认为美必然短暂并有缺陷。川端康成坚守这种传统，本质是抱残守缺，最终必然徒劳。而找不到永恒的美，他也不可能找到予人希望和力量的爱。
【exp.9】日式美学认为美超越现实、藏在人与事背后，所以美依附于人与事。人与事都短暂和有缺陷，所以美必然短暂和有缺陷。
在理论上，西方爱情观结合了柏拉图“爱的阶梯”论与基督教义中的夫妻之爱。柏拉图笔下的爱是浪漫之爱，不涉及婚姻家庭。其原版还包括同性恋。他认为浪漫之爱像个阶梯，从低到高。最底层是爱肉体之美，然后爱灵魂之美，最后爱抽象美本身。其中肉体在现实世界，灵魂与抽象美都在彼岸世界，所以爱的阶梯是个形而上过程，也是柏拉图整体唯心论的一部分。柏拉图唯心论包含一套人生观，体现在洞穴寓言里【1】。人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但人生目标应该是爬出黑暗的现实，在思想上达到光明的彼岸世界，见到真善美义。这个过程可体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浪漫之爱是其中之一。柏拉图一生未婚，他老师苏格拉底婚姻也不好。他们与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从没把这个理论用于婚姻。但历史上有学者用它解释宫廷里各种婚外情。
【exp.10】爱情就是柏拉图爱的阶梯论与基督教夫妻之爱的有机结合。
基督教有一套严明的婚姻观，包括夫妻相爱。《圣经》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并要求长辈“训导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等。基督教把家庭视作教会的外延，结构类似教会。教会以耶稣为领袖，家庭以丈夫为领袖。关于领袖品质，《圣经》说，“谁愿为首(领袖)，就必作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同理，《圣经》要求丈夫作为家庭领袖，要服务家庭，必要时勇于舍命。教会的核心是基督之爱，家庭的核心是契约之爱。基督教强力维护家庭，认为婚约是生命契约，由神发起、在神见证下建立、并靠神维系。每对夫妻都应该努力做到无私忘我，推动契约之爱接近基督之爱。所以教会警惕、甚至敌视，不包含婚姻责任的浪漫之爱。
【exp.11】基督教夫妻之爱是基于神的契约之爱。
在西方中世纪，家庭与浪漫平行，总体互不沾边。贵族婚姻通常基于家族利益计算，平民婚姻则注重生存和生育需求，浪漫与否上不了台面。大约在16世纪末，西欧出现少量浪漫主义文艺作品，将婚姻与浪漫联系在一起，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597年)。这类作品大受欢迎，并被主流社会接受，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多，思想也越来越成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达到高潮，影响力延续至今。其中著名的包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英国女作家勃朗蒂的《简爱》(1847年)、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1874年)等。西方爱情观念成熟于那个时代，背后存在历史逻辑。基督教改革始于1517年，之后西欧宗教意识强烈，涌现出大量真诚的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他们勇敢无畏，在各个领域探索如何让灵魂接近神，于是发现传统婚姻里存在根本矛盾。既然家庭类似教堂、核心是爱，为什么组建家庭时人们不考虑爱、而主要考虑社会地位、财产等现实因素？这是明显的虚伪。于是他们要求改革，按耶稣精神重塑家庭组建原则，将浪漫与婚姻结合在一起。
【exp.12】通俗讲，爱情就是瞄准基督教式婚姻的浪漫之爱。
以《简爱》为例。作者勃朗蒂本身是个虔诚的女基督徒，故事中男女主角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男主罗切斯特是贵族，按传统应与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女二英格拉姆结婚，但他不喜欢她。女主简爱是平民，男主的家庭教师，内心圣洁。男主自感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罪人，把女主看作神派来救赎自己的使者。他们互有情愫，但身份差距太大；如果结婚，会被视为重大丑闻，不被社会接受，尤其伤害男主的社会地位。所以女主不愿承认自己爱男主。书中有个情节，男主为刺激女主表露真心，假装要与女二订婚。女主中计、哀伤，对男主说出一段著名的话，反映全书宗旨：
“你以为我贫穷、卑微、不漂亮、渺小，所以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错了！我和你一样有灵魂，也同样有一颗完整的心！假如神赐给我财富与美貌，我会使你离开我像我现在离开你一样困难。我现在不是依据习俗、法规，甚至不是通过肉体对你说话；是我的灵魂在对你的灵魂说话——仿佛我们都已穿过坟墓，站在神脚前，彼此平等——正如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
女主在此表达心声，她爱男主是两个灵魂在神里交流与共鸣。虽然按当时社会观念，他俩不般配，但作者通过令人信服的情节，让读者感觉到他俩应该结婚、婚姻应该基于爱情、不应该基于地位、财富、容貌等世俗考虑。在故事总体设计上，男主是女主的老板，前者是领袖、后者服从前者。女主在现实中服从男主，但寻求两人在神面前灵魂平等。她给出理由，设想他们死后一起来到神面前，没了容貌、财富、或肉体，只剩灵魂，他们将完全一样。这套说理逻辑严谨，完全来自基督教义。作者生动诠释了什么是爱情。两个基督徒都虔诚追求神，过程中灵魂发生碰撞与交融，才会产生爱情。这点是全书主线。《简爱》在清朝末年传入中国，但中国文坛一直集体性无视这条主线，仿佛它不存在，大概因为大家对基督教和唯心论都茫然无知。我怀疑百年来任何主流中国文人读懂了这本简单的书。《简爱》把爱情定义在基督徒之间，因为当时西欧几乎人人都是基督徒。现代爱情定义可以更宽泛。只要两个人都追求精神世界里的真善美义爱、超越现实障碍，他们的爱情就能予人希望与力量。其实神就代表真善美义爱。
【exp.13】《简爱》完全按基督教义解读爱情。
生活中，人们习惯把爱情与婚前恋爱联系在一起，其实爱情更覆盖婚姻。爱情贯穿恋爱和婚姻。恋爱时，男女人格还保持分离与独立。《简爱》中有段话生动表达这个意思。在男主求婚前，两人产生严重误解，女主决定远离，对男主说，“我不是一只鸟；没有任何罗网能困住我。我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现在正要行使这份意志离开你”。这句表达女主灵魂独立。婚姻里，两颗灵魂都应该放弃独立，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圣经》说夫妻是“骨中骨、肉中肉”、男人要“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平等不是彼此独立、双方一样，而是灵魂交融中彼此信任、无私相爱。《简爱》中女主在准备结婚时说，“我的头脑和内心、血液与神经中，有种东西让我在精神上与他同化成一体”；结婚时她又说，“我完全是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这两句都反映女主决心在婚姻里贡献出自己灵魂，与丈夫灵魂交融在一起。
【exp.14】婚前，人应该保持独立；婚后，人应该放弃独立，让夫妻灵魂融为一体。
图6. 改良版爱的阶梯。柏拉图原版无关婚姻，适用于一个人的浪漫之爱；改良版包括婚姻中的契约之爱，适用于两个人，是“相爱”。阶梯中只有最底层“爱肉体之美”在现实里、属感性，其他步骤都在彼岸世界，关乎人的精神，属理性。柏拉图的理型世界本质理性。基督教里耶稣是道，道也是理性。爱的阶梯最高层是基督之爱，就是“真善美义爱”里的“爱”，代表无私忘我的爱。爱情是个形而上过程，从现实跨向彼岸世界。柏拉图原版爱的阶梯给人印象，人按时间顺序逐层爬阶梯，并且层与层之间泾渭分明。实际并非如此。人可能同时经历多个层阶，不同层阶也经常交织在一起。爱的阶梯总体意思是，人越注重现实，爱就越基于肉体，人越以自我为目的、以对方为手段；反过来，爱得越深，就越深入灵魂，升华到精神世界，人变得越以对方为目的，愿意给予、不求索取。生活里“爱情”是个常用词，在不同场合含义不同，有时指上述整个过程，有时指其中某个阶段。
爱情如何传入日本
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当时《简爱》才问世约20年，《斯巴达克思》还没问世。维新就是日本的改革开放，最开始只是皇宫里少数精英的极端政治主张。到了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代表维新已深入社会、全面西化成为人心所向。大约在1890年左右，北村透谷首次用“恋爱”和“爱情”表达其现代意义。他用它们翻译英文LOVE，并强调其中的精神内涵，由此西方爱情概念进入日本。他鼓吹爱情需要人格自由，但日本文化里严重缺乏这种自由，所以维新应该包括增加人的自由。二叶亭四迷是经自由恋爱后结婚的第一位日本知识分子。他和岛崎藤村是最早把自由恋爱写进现实主义小说的日本作家。古代日本早存在描写男女私情的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源氏物语》。但与古代中国类似，日本男女私情总体停留在肉体和现实层次，缺乏现代爱情必备的精神成分，且与婚姻无关，所以算不上爱情。另外，古代日本从来认为男女私情代表堕落与虚无，所以批判、而非歌颂这种私情。这又与古代中国类似。
图7. 日本早期爱情作家。北村透谷(1868-1894)、二叶亭四迷(1864-1909)、岛崎藤村(1872-1943)。其中北村透谷是基督徒、浪漫主义诗人，追求理想世界，摈弃现实功利，讴歌爱情。他19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当时日本非常少见，但在26岁时自杀身亡。二叶亭四迷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从小学习中文与俄文，并曾先后在两国工作。在日本上流社会里，婚姻历来是家族间联盟，所以传统日本比中国更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在当时惊世骇俗，但婚后不久他又离婚。岛崎藤村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日本浪漫主义先驱之一。中国的爱情观念来自日本，最早由留日学生带回来，所以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三位日本作家。但绝大多数国人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其中我特别喜欢北村透谷。下面两段话来自他的名著《厌世诗人与女性》：
- “恋爱乃人生秘钥，先有恋爱而后有人生，抽去恋爱、人生还有何味色？”
- “如果仅因为生理上为男就渴望女性、仅因为生理上为女就渴望男性，那便是将人贬低到禽兽地位。认为爱情因发情而生，是毒害人心的谬论，是古代小说家们将爱情拉低到他们自己卑劣思想境界的结果。”
其中“恋爱”指LOVE，也可翻译成“爱情”，不只是婚前谈恋爱；“古代小说家们”指日本古代言情小说作者群体。《厌世诗人与女性》原文是日本文言文，类似中国文言文，一个字里可以有多重含义，所以只能按意思翻译成白话文。
理解川端康成的局限
川端康成不应该、也不需要自杀。他已探索到日式美学的尽头，发现其中找不到爱情，就应该改弦更张，换条道路继续寻找。探究世界与人生真谛就像登山，目的是登上山顶，具体道路只是手段，应该随需要做改变。但他选择彻底放弃，不理智，也出人意料。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他，就必须从他的角度找理由。我能找到的最可信解释是，他从没学会爱女人，在本能层次上把女人当工具。
因为亲人都过早去世，他如孤儿般长大，从没深刻体会过爱与被爱，内心极端孤独。青年时代他聪明、敏感，但缺钱，也不帅，不受女人青睐。《伊豆的舞女》和《雪国》都具强烈自传性，其中男主角都是他的化身。在故事里美女们倾慕他，但现实中并非如此。有报道说他少年时对男女都有强烈性幻想，但不敢找妓女，怕被传染疾病，当然他也没钱。他20岁时在咖啡馆里遇到一位很年轻的女招待，大约13岁，是个孤儿，出身寒微，寄居于亲戚家。女孩15岁时，他去家里求亲并订婚，但不久后女孩来信毁约、与他绝交。《伊豆的舞女》出版后，他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生活有了些保障，才通过传统相亲方式找到未来妻子。有研究者认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性经验。他们先同居再结婚，结婚时他已30岁出头。婚后他与太太按部就班生活了40多年，平静而冷淡，自始至终谈不上深刻爱情。他们没有亲生子女，名义上收养过一个亲属的孩子，但从没形成牢固亲子关系。他自杀前完全没与太太交流过，他太太也完全没预感，可见他们之间多么生疏。对朝夕相处的太太他都如此冷淡，我们不难理解他从没懂什么是以女人为目的的爱、或女性的灵魂之美等。
【exp.15】川端康成从没学会爱女人，本能上视女人为工具。
图8. 左，13岁的伊藤初代，川端康成的初恋。右，川端康成与太太川端秀子，婚后不久，他31岁。
男尊女卑观念在那时的日本还非常强烈，川端康成那代日本男人习惯于被女人伺候，很多人想象不出、更不愿接受自己为女人服务且不求回报。但他不应该与普通人一样。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严肃的爱情题材作家，应该比普通人更懂爱情，才有资格作社会导师。即使原本不懂西方来的爱情，他也有责任努力学懂，实现相关内心升华，然后引领大众。在他生活的时代，日本已全面对西方开放。他很容易接触到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堂、《圣经》、西方哲学、西方爱情文学等。只要他勇敢承认失败，敞开心扉，继续真诚思考与探索，就可能做到。说到底，爱情并不特别难以理解，很多普通西方成年人都能做到。但他没那么做，选择了自杀，真不应该。
【exp.16】川端康成不需要、也不应该自杀，而应该跟随耶稣，从根本上改造自己。
基督教是爱情的基础。很多朋友问，难道非基督徒都不可能有爱情吗？其实我不那么认为。也许非基督徒不可能从无到有创建爱情观念，也很难在理论层次上深刻理解爱情，但在直觉层次上他们完全可以经历真心爱情。因为基督教是真理，其中那些与爱情相关的理念，比如真善美义爱超越现实、人都有灵魂、灵魂与灵魂之间都类似、并可以互相感应和共鸣、爱情给人希望与勇气等，都真实存在，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包括非基督徒。任何人只要忠实于自己内心，并勇于探索，都可以拥有实实在在的爱情。不过，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化巨擘，不是普通人。他大概需要深刻理解爱情，那就需要透彻理解基督教。如果他做到了，很可能会自愿成为基督徒，就像他的前辈北村透谷那样。
【exp.17】非基督徒也可能有爱情。
还有朋友维护川端康成，提出他笔下的那些男女感情不是爱情，所以不应该被当作爱情来评判。比如他们说《伊豆的舞女》中川岛与熏子之间只是甜甜的喜爱、还不算爱情，证据是熏子还未成年。其实在故事发生的年代，熏子已算适婚、或至少很快适婚。当时日本法定女性结婚年龄是15岁，而且很多地方允许女性更早结婚。川端康成的初恋就是13岁。更重要的是，严肃文学有标准，“喜欢”入不了门槛。比如有人吃到新款糖果，特别喜欢。他把感受写成文章，可能是篇优秀的广告文，很多人阅读并被说服，但不能算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探讨爱情，因为爱情是人类共同价值。喜欢一款糖果的美味对人类不那么重要，所以即使文章内容真实、语言优美、很多人推崇，也不被严肃文学接纳。同理，如果川岛与熏子的感情不是爱情，他们之间的好感就类似人喜欢糖果，不值得被严肃讨论。
【exp.18】严肃文学重视爱情；如果不是爱情、只是简单的“喜欢”，不值得严肃讨论。
从晚清到现在，中国各界精英一直视日本为现代化榜样，认为明治维新果决、脱亚入欧彻底等。其实日本西化果决和彻底，只相对于屡屡改革失败的中国。从旁观者角度看，明治维新的目标是“富国强兵”，重视军事、政治、经济等现实方面。虽然其中包括“文明开化”，但主要指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等，目的还是富国强兵。在宗教信仰方面，曾有日本文化界和政界精英提议全民改信基督教，目的是让日本更容易融入西方世界。但明治政府很快意识到，基督教强调“神面前人人平等”，威胁天皇权威，于是作罢。可见支持和否决基督教化的理由都出于现实政治考虑。说到底，日本维新本质还是精神上守旧与物质上西化相结合，和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总之，日本西化并没改变人的信仰，远非彻底。
【exp.19】日本没有改变信仰，脱亚入欧不彻底。
作为东亚文化领军人之一，川端康成试图在日式美学与传统文化结构中探究爱情本质，但他没成功。中日文化相近，两国人民伦理与情感结构相通。回顾他的思想足迹，不只是文学问题，更为帮助我们从本土文化出发，深刻理解爱情观念。他的失败对中国人是个警示，促使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男女关系，以及在近代西方爱情观念传入后，中国文化界和社会都经历了怎样的冲突与转变。
【待续】
第二篇 爱情在中国
A. 中西传统之异同
关于男女关系，中国与西方传统在很多关键方面上相似。这点少有人提及，所以可能让很多人惊讶。比如两个文化都重视并保护婚姻、敌视和压制婚外性关系，都强调丈夫主导家庭、妻子跟随和服从丈夫，而且都坚守一夫一妻制。关于结婚，古代中国人与西方人也相似，主要考虑家族利益、生育能力等现实因素，经常由长辈做主，不那么重视男女感情。但双方也有根本不同。基督教主导西方社会千年，认为人的灵魂都是按神的样子造的，男女只肉体不同、灵魂一样。这套观念是后来西方人提出男女平等的信仰基础。
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男女平等。古代中国和日本一样，明确主张男尊女卑，在文化根本处认为男人价值高于女人。高价值人不应该以低价值人为目的，类似只应该为马配马鞍、不应该为马鞍配马。所以按【exp.5】，在东方传统思想里，男人不应该爱女人，只应该利用女人。比如大家都熟悉《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名言，“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意思是老婆死了没关系，还可以换新的，明显把女人当作物件看待。请注意，刘备这段言行在古代被视为君子典范，一直被歌颂、而非被批判。基于这个道德体系，糜夫人在危机时刻则应该为刘备投井自尽。东方传统中不存在夫妻责任对等原则。
【exp.20】高价值人不应该以低价值人为目的，所以男尊女卑与爱情不兼容。
在极端男尊女卑情况下，比如男人直接威胁女人生死存亡，即使女人看上去以男人为目的，也不是爱，因为更深层原因是女人求存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日的男尊女卑都远没达到那个程度。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如此极端的事例，比如五胡乱华时胡人把女人当作“两脚羊”。中日之间也存在有趣区别。比如古代中国要求女子忠于夫家，但古代日本有时要求女人忠于夫家、有时要求她们婚后继续忠于娘家。
图9. 中西传统男女关系典范。左，《三国演义》著名情节，长坂坡之战中，刘备危急中单独逃跑，撇下糜夫人和阿斗。为保刘家香火与自己贞节，糜夫人选择跳井自杀。这是虚构情节。历史上糜夫人被曹操俘获，再无下文。编造这个情节的目的就是正面宣扬其中体现的道德信条。右，西方“骑士之爱”(Chivalric Love)典型画面。身着重甲、腰挂佩剑的英武骑士跪拜在贵族小姐裙下。骑士之爱最早出现在11世纪欧洲诗歌里，虽然情节热烈浪漫，但几乎总是秘密婚外情，不同于现代爱情。
东西传统差别明显。日本有丰臣秀吉挥剑杀妻妾，中国有糜夫人跳井自杀。东方传统要求女人必要时为男人而死，不要求男人为女人而死。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扩展《圣经》中关于丈夫要为妻子舍命的话，反过来要求男人必要时为女人而死，不要求女人为男人而死。现实考虑是女人要生养孩子，所以身体和生命都特别宝贵。
【exp.21】骑士之爱流行于西方中世纪，与婚姻不相干，不同于现代爱情。
为什么掌握武力的骑士要跪拜柔弱女子？因为他们看重的东西不在现实里，而在精神世界。骑士征战沙场，争斗屠杀在所难免，没条件修身养性。贵族女子养尊处优，为神内省修行。骑士与她们接触，感觉到她们内心高贵，所以跪拜。在中世纪，基督教主导西欧人思想。谁更接近神，谁就更高贵。神代表真善美义爱。骑士阶层很早出现，在14、15世纪达到鼎盛，但后来长弓和火枪出现，这个阶层在16世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骑士之爱流行数百年，深刻影响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典型浪漫主义爱情故事里，男主角不再是武装骑士，但还像骑士那样勇敢，愿意用生命保卫女主角的荣誉、尊严、和人身安全。女主角特征变化不大，经常依然是贵族女眷，外表倾国倾城，内心高洁、愿为爱情赌上一切。《斯巴达克思》就是典型的骑士之爱。《简爱》其实也是骑士之爱，但出自女作家笔下，所以降低对女主角容貌要求，不过最后还是安排她变成小富婆。浪漫主义时代的爱情几乎都奔向婚姻，不再是中世纪骑士之爱那样的婚外情。
【exp.22】简单讲，爱情是与婚姻相结合的骑士之爱，恋爱是瞄准婚姻的骑士之爱。
骑士之爱是理想化的爱。首先，骑士将爱人放在尊重的祭坛上，视她为神圣的化身，本质就是以她为目的，符合【exp.5】里爱的定义。第二，爱也是用善意待对方。阿奎那说，“爱，是但愿对方获益的意志表现”。简单讲，我爱你就是我希望、并愿意帮助你变得更好。其中包含帮助对方人格变得更完整，因为人格完整好于不完整。《圣经》说，“在主里面，女人不可没有男人，男人不可没有女人”。男女需要彼此才能获得完整人格。骑士把自己贡献给心爱的女人，让对方人格更完整，同时也让自己人格更完整。这是恋人之间最基本和重要的善意。第三，爱是给予、不求索取。骑士保护爱人，同时严格自律、不求回报。他把她的尊严和幸福置于自己欲望之上。这三个爱的定义本质一致，最终统一到基督之爱。骑士之爱是西方浪漫之爱的标杆。在一般人心目中，骑士之爱的核心标志、以及爱情的核心标志，都是“浪漫”，其实不然。骑士之爱和爱情的核心标志都是基督之爱，简单讲就是忘我无私之爱。虽然几乎无人能做到完全的忘我无私，但很多人朝之努力。
【exp.23】爱情的核心标志不是“浪漫”，而是无私忘我。
中国传统里不但没有基督教，也严重缺乏坚实的唯心论，使得人们相对不重视内心，不懂灵魂、尊严、神圣等概念，也就不能理解爱情。在1920年代，知识界顶层曾爆发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称“科玄论战”。其中唯物派自称信仰科学，主力包括丁文江、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唯心派主力是张君劢和背后的梁启超。双方都是中国传统书生，做学问为当官和搞政治，都没搞懂近现代西方哲学或科学，因为都没能潜下心来透彻理解艰深学问。结果唯物派人多势众、宣布胜利，维心派败下阵来。其实那场大辩论水平极低，类似中学生辩论。双方都思想浅薄，但态度非常激烈、语气非常尖刻，就像弄堂骂架。比如唯物派大骂唯心派是“无赖鬼”、号召大家要争打“无赖鬼”等。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科玄论战竟是近现代中国最高水平哲学辩论，至今未被超越。后来学界还远不如那批人！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形而上。比如毛泽东一直称唯心论为“玄学”，以表达他的轻蔑与敌视，同时也代表他完全不懂。虽然大家都不懂唯心论，但1949年以后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把“唯心主义”拿出来痛批一番。“唯心”不只是贬义词，已变成肮脏词汇，在政治上非常危险，所以更没人要学唯心论了。结果就是国人整体性不理解、不承认形而上的真善美义爱。爱情也就无从谈起。
千百年来，中国上层男性习惯高呼为国尽忠、大公无私等，但实际上只求利益。古人说，“(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黄宗羲《原君》)、“君臣之际，…计数之所出也” (《韩非子》)。所谓“公”，其实就是君王的私利，君臣关系实质是计算利益、互取所需。比如刘备号称要恢复汉室，实际想当皇上、享受荣华富贵。关羽、张飞、赵云等号称为刘备尽忠，实质借他旗号谋取功名利禄。下层男性则直接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由此一来，全体主流男性都最大化自己现实利益，俗话讲就是唯利是图，按现代说法他们都信奉唯物论和效益主义。女性从属于这样的男性，自然沦为工具。
【exp.24】在中国传统里，男人以自己为目的，最大化现实利益，视女人为工具。
可见，中西区别的关键是唯物论与基督教。国人以唯物和唯利是图而举世闻名，对基督教完全无知，所以不理解西方传来的“爱”为何物，还以为就是男女之间的肉体之爱，完全看不到爱包含的形而上部分，即使在今天也如此。比如恋爱时有些中国女生要求男朋友展现骑士精神，于是吃饭时要求男生为自己拉椅子、上下汽车时要求男生为自己开关车门、逛马路时要求男生走在外侧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即使做到了也不代表真有骑士之爱。爱，与利益无关，不在现实里，人可以用心感受到。彻底唯物的人，无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离不开求利，与爱、或骑士之爱都不沾边。
B. 爱情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有“爱情”这个词，但不是现代意思，也很少出现。在1890年代初，西方爱情观念传入日本，并快速变成社会时髦议题。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中国朝野开始尊重日本。1898年戊戌变法，清廷大员们如张之洞公开主张国人游学日本，于是中国青年去日本留学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潮流。他们在日本阅读爱情文学，接触到自由恋爱等概念。大约在1900年代初，一些留日学生开始讨论结婚自由问题，这大概是中国文化界第一次把爱情当作严肃的现实问题、系统性探讨。
在近代史上，中日关系奇特。中国比日本更早、更频繁接触西方，但中国主流社会有个习惯，总把西方观念看作与自己不相干的洋玩意儿，把极少数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排挤到社会边缘、不予理睬。直到发现同文同种的日本接受了某个西方观念，中国主流才会认识到那也与自己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境内出现大量基督教堂、传教士、教会学校等。他们为国人提供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尤其上海租界里出版业大发展，主要集中在福州路及附近，最初由西方人领头，后来转由中国人主导，进口和翻译各种西方文献。在20世纪初，他们翻译出版过西方爱情文学。但主流国人长期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直到爱情观念在日本流行，他们才发现原来爱情对于自己也是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exp.25】关于爱情传入中国，教会与教会学校引进个体意识与男女平等意识，上海出版业介绍什么是男女浪漫，日本经验让国人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有爱情。
爱情议题在中国大爆发，要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中国文化界突然变得非常活跃，在期刊报章上成规模讨论爱情。其中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鲁迅弟弟周建人发表爱情相关文章，中日混血的苏曼殊(男1884-1918)出版包含浪漫爱情的自传体小说等，都促进了爱情观念在社会中传播。可见，爱情在中国的历史很短。给大家一个直观印象，我爷爷人到中年时，中国最先进的一批城市文化精英才知道世上有个叫“爱情”的东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老百姓还要再等几十年。
文化界认真探讨爱情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6年—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史称“五四时期”。期间北洋政府主政中国，遵行共和制度，社会矛盾虽时而尖锐、但还不像后来那样彻底你死我活。军阀之间虽战争不断，但还讲基本道义。社会总体平和，主流民众向往西方，文人引导思想潮流，关心的议题是个人觉醒和社会变革。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等爱情相关问题是个人觉醒的重要部分，五四名人们都加入讨论，包括领袖级人物胡适和鲁迅，还有著名情种徐志摩。
从1921开始，苏联强有力介入中国政界、军界、和文化界。不久后孙中山成为苏联在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内应，造成后来主政中国百年的国共两党本质都是列宁式政党，核心政治手段都是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中国顶级文人们心知肚明，纷纷选边站队，唯恐落人之后。可怜我们汉族人，刚摆脱外族倾轧与欺压10年不到，就开始民族内部互相倾轧与欺压，而且手段之卑鄙远超外族。五卅运动在1925年爆发、北伐战争在1926年开始，本质都是国共携手挑起民族内斗。文化界闻风而动，思想越来越极端。大家醉心于革命，各种马克思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个人觉醒不再时髦。文学里虽然还有爱情之名，但都被冠以阶级性、革命性，成为政治工具，不再是纯爱情。
总体讲，中国文化界委身于政治，国家政治变得极端，文化界也跟着极端，程度远甚于普通大众。在1930、40年代，文坛顶级人物都为党派服务，只剩少数作家还专注爱情，包括沈从文和张爱玲。但他们算不上一流文人，思想见解缺乏深刻。文坛主流瞧不起他们，贬斥为思想落后、颓废等。中共建国后，情况更严重，几乎没有作家再敢讨论爱情。又经过十年文革，全民族都忘了什么是美或爱。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青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都是些平常歌词和韵调，他们都会全身发抖，因为从小到大根本不知道男女关系可以如此甜蜜。后来港台文艺大举侵入，虽然爱情内容很多，如琼瑶、三毛等作品，但都充斥强烈商业气息。这些作者只为赚钱，头脑里缺乏严肃思想。类似情况延续至今。
现在回头看，五四时期顶级文人解读爱情，是中国文化关于爱情的最高水平论述，其实经常也是仅有的严肃论述。他们曾围绕两个问题集中讨论，当年曾带动全社会热情，对国人如何理解爱情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娜拉出走问题。二是提出中国自古就有爱情。我们在此逐一回顾。
【exp.26】五四时期对爱情的解读，至今还是中国社会理解爱情的最高水平。
娜拉出走及之后
娜拉是19世纪欧洲争议性话剧《玩偶之家》里的女主角，本是传统家庭主妇，但在一连串变故中发现丈夫没把自己当作平等的人，对待自己像对待玩具娃娃，于是在愤怒中离开丈夫。全局最后一幕，娜拉砰地一声摔门而去，代表她从此要追求独立。作者易卜生是挪威剧作家，以观点前卫著名。他有句名言，“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他在1879年完成《玩偶之家》。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热议《玩偶之家》，视娜拉为女性解放的象征。胡适于1919年出版剧本《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话剧开山之作，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讲述留学归国的女学生如何抛开父母反对，不理会宗教迷信和传统家规，自主选择结婚对象。与《玩偶之家》类似，《终身大事》主题也是女性解放，最后一幕也是女主角毅然离家出走。胡适立意鲜明，抨击传统社会观念，鼓动人追求婚姻自由。这部短剧在当时非常成功，在全国各地、各大高校上演，观众反响巨大，有助提高“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观念在社会里的正当性和被接受度，被后来文学界认定为“有着推动进步、启蒙大众的价值”。但深究起来，作品本身没什么思想深度，文学性也较差。
四年之后，鲁迅在1923年发表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回应《终身大事》之后兴起的自由婚恋热潮，尖锐地提出如果没有经济独立，娜拉出走后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在社会里引发新一波热议。又过了两年，与川端康成出版《伊豆的舞女》大致同时期，45岁的鲁迅出版一生中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核心观念与演讲一脉相承，强调经济独立是爱情的基础。其中男主是个北漂文艺青年，崇尚五四精神；女主是北京姑娘。男主向往自由恋爱，鼓动女主反传统、反父母，其实就是要她与自己谈恋爱。女主终被说服，与男主私奔和同居。但同居后女主做起家庭主妇、不上班赚钱。男主负担加重，渐生厌倦，觉得女主像个旧式女人，依附于自己，失去独立精神。于是二人心生嫌隙，最后女主搬回父母家，自由恋爱失败。
《伤逝》写得挺实在，包含一些男女恋爱小细节，在那个年代算难得，如“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鲁迅正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谈婚外恋，大概过程中积累一些相关经验。小说反思“自由恋爱”观念，批判它太肤浅和虚伪，其整体思想深度和艺术性都好过胡适的《终身大事》。鲁迅思想偏向马克思主义，相信唯物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伤逝》中有句名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类似现代流行讲法，爱情必须有经济基础。在他看来，爱情、恋爱、婚姻等都属于社会关系，必然由经济状况决定。他批评五四青年只会喊口号、没看懂社会现实。他是激进派，认为社会制度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号召青年致力于改造制度。
政治上，胡适和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战友，但后来国共两党分裂并敌对，二人选择归附不同阵营，开始互相攻击，其中鲁迅尤其尖刻。关于爱情，胡适宣扬自由恋爱，鲁迅质疑。但他们之间有深刻的共同点，而且反映中国精英的通性，就是都没有宗教信仰，完全不理解彼岸世界，思想本质都唯物。《终身大事》和《伤逝》里的爱情都是社会的、现实的。两文中没包括的因素，比包括的更说明问题，比如都没谈及男女之间的灵魂共鸣，更没有由灵魂而生的勇敢和力量等。胡适和鲁迅的思想里都没有形而上维度，所以完全不理解《简爱》或《斯巴达克斯》里那种发于内心、激励人战胜现实的爱情。
【exp.27】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思想唯物，不理解爱情。
我不禁感慨，如果拿中国的胡适和鲁迅与日本的北村透谷相比，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北村透谷说，如果看不到爱情中的形而上部分，就是将人贬低到禽兽地位。胡适和鲁迅都没看到。按北村透谷思路，他们把自己和所有读者都等同于动物。这三人都是民族文化领袖，北村透谷早于胡适和鲁迅，但前者思想境界远高于后者。
图10. 北村透谷一段名言。其中“古代小说家们”指日本古代言情小说作者群体，类似中国古代文人。
中国自古就有爱情吗？
多数国人不知道爱情在中国历史很短，因为中国学界告诉大家中国自古就有。始作俑者就是胡适。他在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强词夺理硬把《红楼梦》说成是自传体，把宝黛恋说成爱情。这些论点荒谬，可以说是直截了当的谎言。胡适在学术上犯了多重错误，其中根本一条，他完全不知道形而上为何物，所以没看到西方爱情里的形而上，只看到其中肉体与现实层次的爱，觉得这些东西中国古代男女私情里都有，于是把爱情等同于中国的男女私情。他的观点大受欢迎，因为满足了一种巨大社会需求。当时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强烈刺激国人心理，民族上下自卑感与自尊心交织，因而产生这种扭曲的需求。不久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见样学样，把《莺莺传》，就是《西厢记》原型，也说成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各种中国古代男女私情都变成了爱情。现代国人继续胡适开创的道路，把清宫里皇子与丫鬟、商纣王与妲己都写成爱情。国人至少可以在爱情方面扬眉吐气、不再觉得低洋人一头了。
【exp.28】为迎合民族情绪，五四文人领袖们罔顾事实，硬说中国自古就有爱情，造成国人对爱情的理解严重偏差、探索停滞。
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普遍觉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准备谦虚地向西方全面学习，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但欧洲在1914-1918年间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大降，在国人眼里丢了先进文明的面子。随后苏联诞生，推广马克思主义，宣布西方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不久后必将灭亡，不值得作为落后国家的榜样。中国文化界思想浅、耳根软、变脸比翻书快，顿时兴奋，开始追捧苏联，鄙视前不久自己还崇拜的西方。于是各种肤浅但激烈的思潮涌现，比如以相信科学为借口反对基督教和唯心论，把教堂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等等。胡适和鲁迅都在这个大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
在苏联强力推动下，中国文化界开始激烈抵制西方主流文明，崇尚唯物主义、相信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论等。借口是反对帝国主义，手段是挑动大众民族情绪、让一伙中国人斗另一伙中国人。关于爱情，在五四前后，知识青年中开始流行“恋爱教”思潮，也叫爱情至上主义，就是用基督教和唯心论概念和语言理解爱情，但迅速遭到亲苏的左派上层知识分子们系统性打压。鲁迅的《伤逝》就是这种打压的一部分，采用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五四时期文坛领袖大都左倾并激进。在他们笔下，西方成了帝国主义。谁还仰慕西方，谁就是洋奴；谁与西方关系紧密，谁就是买办、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他们推动下，老百姓民族自豪感大增，不再寻求向西方学习，包括不再学习西方的爱情，转而相信中国自古就有爱情。既然我们早就有，追求爱情就无需改造内心。中国古代没有基督教或完备的唯心论，国人自然推论，爱情不可能需要基督教或彼岸世界，于是爱情里也不可能有神、基督之爱、或灵魂等我们不熟悉的西方观念。那么爱情到底是什么呢？胡适等大牌文人回答，它就是我们早就熟知的宝黛恋等男女私情。北村透谷更早就指出，古代言情小说家们思想境界卑劣，不能理解爱情。五四文化先锋们不理解北村透谷，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境界与那些古代言情小说家们同样卑劣。
文化领袖实践爱情
胡适和鲁迅都自视为民族启蒙者，声称要唤醒愚昧的大众。百年来中国社会也把他们看成顶级思想家、文化领路人。所以我们有理由考察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爱情、如何在自己行为里贯彻自己的主张。
a. 鲁迅婚恋
1906年，鲁迅25岁，娶28岁的朱安为妻。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已四十多岁，功成名就，与许广平发生婚外恋，然后二人同居，后生一子。鲁迅从没离婚，所以朱一直是正牌夫人，许实际是妾。当年鲁迅与朱安结婚，其实鲁迅高攀。两家原本都是绍兴望门，但在鲁迅年少时，祖父因行贿被判刑入监，不久后父亲去世，家道迅速衰落。鲁迅是长子，比较会读书，后来去日本留学。在家乡人眼里，他是破落户走出来的有出息男生，所以才能攀上朱家。朱安是富商之女，祖上做官，家境远比鲁迅好。鲁迅在仙台读医学时，双方父母商议联姻。他母亲写信告知他婚事，他回信表示同意，不久后专程回国完婚，类似现代留学生回国结婚。
但婚后鲁迅长期冷酷对待朱安，细节令人发指。比如平时与她分床、分食，几乎不与她说话，但接受她的服侍。他们夫妻聚少离多，终生没有子女。很多人认为他们几乎没有性生活，甚至从来没有过性生活。朱安却从不在别人面前说鲁迅坏话，维持夫妻体面和家庭安稳。而且朱安勤勉持家，待人温和厚道，处事周正。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朱安以德报怨，继续伺候鲁迅母亲，实质像个佣人。鲁迅死后，朱安视许广平母子为家人，展现出大家闺秀的高贵品质。
【exp.29】鲁迅夫人朱安品德高贵。
鲁迅和朱安与我爷爷奶奶年龄类似，同在绍兴，住址之间距离不到40公里，生活习惯与所处社会环境都相似，让我一下子多出很多直觉理解。朱安读书不多，现代人想当然以为她愚笨，其实不然。那时代的学堂都为男孩设置，不适合女孩。富贵家族里的女孩在家中受成年女眷们言传身教。她们对外部世界了解确实受限，但在道德、礼数、如何持家等方面一点不比洋学生们差，经常更强。
现代中国学界为了维护鲁迅的高大上形象，说朱安遵守“旧式道德”、为“封建礼教”殉葬。他们将她的德行与“旧式”、“封建”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隐含她的坚持都没意义、甚至是错的，她受鲁迅虐待是活该。不对，中国学界才愚昧。道德是永恒的，只分对错，不分新旧，也不随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虽然中国传统道德有缺陷，但其中很多成分是对的，比如夫妻应该互相忠诚，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无论以中国传统礼教、西方基督教道德、还是现代爱情观念为标准，朱安都是好女人、好太太。她以丈夫和家庭为目的、把他们放在首位、把自己放在后面，这就是货真价实的爱，即使她的爱有缺陷。她爱鲁迅、爱家庭，让人佩服、也让人感动。在中国近现代名人里，坏人很多、好人极少，男女都算上。朱安是少有的好人之一，非常难得。
【exp.30】朱安爱鲁迅、爱家庭。她的爱情货真价实。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著名的“道德三大公设”。理性的人选择遵守道德，必须有三个前提：一、自由意志，二、灵魂不死，三、神存在。落实到朱安身上，关于自由意志，她可直觉感到。关于灵魂不死和神存在，她有朴素、但强烈的宗教感。她一生虔诚，孤独时吃斋、念佛。她相信鬼神，重视自己死后灵魂是否还会孤单，所以坚持要求葬在鲁迅身边。她不是哲学家，对宗教没有深刻分析或理解，但她的经历体现信仰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在生活中无可依靠时，她依靠信仰。因为相信鬼神、重视死后灵魂的处境，她才可能在凄冷的人生中保持高贵品行。
无论按中国、日本、还是西方道德标准，鲁迅都缺德。与朱安结婚前他有机会考虑，并明确表示同意。当时他已25岁、受过良好教育、见过世面，所以无可推诿。他后来对外解释，朱安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所以他不能拒绝。他把太太直接看成物件、没把她当人，冷酷荒谬，其中没有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责任或爱。鲁迅后来与许广平长期同居、婚内遗弃朱安、让朱安如庸人般伺候婆婆，本质是以妾为妻、以妻为婢，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重罪。比如唐代法律规定，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明代与清代法律规定，以妻为妾，杖一百；以妾为妻，杖九十，并改正；以妻为婢，触碰良贱底线，重杖并判归。按现代各国法律，鲁迅犯重婚罪。另外，鲁迅长期不与正室同房，违背人伦，在古代中国都被认为是家道之乱。《圣经》说，丈夫的身体属于妻子、妻子的身体属于丈夫；并进一步明确，“夫妻双方都应当尽自己的本分，过正常性生活”。鲁迅无端残害朱安一生，如施虐狂，伤天害理，禽兽也！
【exp.31】婚姻中鲁迅无德，而且情节恶劣，近似禽兽。
b. 胡适婚恋
在婚恋方面，胡适类似鲁迅，也缺德，但不如鲁迅狠毒。胡适26岁时按中国传统娶27岁的江冬秀为妻，而且也是高攀。婚后不久，胡适成为名人，也以“自由恋爱”为名大搞婚外恋。江冬秀与朱安一样，也是传统型大家闺秀，思想保守，全心全意对待丈夫和家庭，按现代标准她也名副其实地爱自己丈夫。但当丈夫无理要求离婚时，她拒绝软弱退缩，远比朱安泼辣。她利用胡适爱惜面子和名声的特点，勇敢捍卫自己基本权利，最后成功保住了正房夫人的地位。而胡适在名声与所谓“爱情”之间，毫无悬念总选择前者，凸显其虚伪本性。
胡适和江冬秀也是同乡，两家都住在安徽绩溪。绩溪临近浙北，文化和血统都更接近浙北，与安徽关联不多。鲁迅家乡绍兴就在浙北。胡适家世代靠科举晋身。他父亲是个秀才，多次考举人未中，于是放弃科举，跑到偏远地区，为边关大吏做幕僚，致使家境殷实。但他母亲是父亲第三任夫人，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去世，之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胡适小时候聪明伶俐，很会读书，被家乡人视为有前途，所以母亲为他攀上江家。江冬秀外祖父位至翰林，门第高贵。她与朱安类似，长在深闺，受正式教育不多，但知大体明大义。胡适13岁、江冬秀14岁时，二人订婚，但按当地规矩没见过面。后来胡适离家求学、再到美国留学，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胡适在给母亲的信里还特别夸奖过江冬秀。中国传统婚姻，名义上听从父母之言，现实里当事人参与决定、经常有否决权。胡适于1917年归国，二人如约结婚，然后在北京定居，不久生下大儿子。
五四运动后，胡适声名大振，举国闻名，于是开始搞婚外恋。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曹诚英。曹是江冬秀的闺蜜、胡江结婚时伴娘之一，也是胡适的远方表妹、胡适三嫂的妹妹，比胡适年轻近一轮。胡适为曹向江提出离婚，江愤怒，威胁要将事件闹大，让胡颜面扫地。胡适当时33、34岁，事业正迅速上升，刚成为文化界领袖。如果后院起火、夫人不依不饶，如此丑闻将严重伤害他名声，甚至毁掉他前途。于是他选择息事宁人，去他妈的爱情！现实利益在他心目中毫无疑问高过男女感情。他对待情人们的方式，本质上与丰臣秀吉挥剑杀妻妾、川岛泪别熏子等都一样。可苦了还期盼他离婚的曹诚英。曹后来留学美国，成为农学家，归国后在四川大学和上海复旦做教授，但再未结婚。大约20年后，她赋诗一首《虞美人》，请人捎给胡适，其中一句“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读来让人唏嘘。
【exp.32】婚姻中胡适也无德，但情节不如鲁迅那么恶劣。
唯物论者不理解爱情
胡适与鲁迅在精神上的败坏是全方位的，不一而足。最简单的，人如何说就应该如何做。这是起码要求，普通人都应该做到，更何况民族思想领袖。雪莱、拜伦、雨果等浪漫主义先锋们都实践自己的主张，为后人留下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少年维特之烦恼》作者歌德，曾爱上已有婚约的夏洛特，选择认怂，因此有读者怀疑、讽刺他。但后来他又爱上克里斯蒂安娜，虽面对巨大社会压力，依然勇敢选择与爱人结婚。相比之下，胡适自始至终没想过为他的所谓“爱情”放弃功名利禄。他对待那些情人，本质类似贾宝玉对待林黛玉、或张生对待崔莺莺，只是贪图女色，如北村透谷批判的，将动物性发情当作爱情。鲁迅更差。他写《呐喊》，骂传统思想“吃人”。但他与许广平姘居，与旧式文人成功后找小妾、追求“红袖添香”没有区别。他冷酷对待爱他的正房夫人，坏过刘备视妻子如衣服，即使旧式文人也嗤之以鼻。
胡适和鲁迅败坏的根源其实简单。他们明确相信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里只有现实一个维度，几乎找不到任何形而上内容。而爱情的特别就在形而上。北村透谷批判旧式言情小说作家们不懂爱情、错把爱情拉低到动物发情层次，因为他们思想境界太卑劣狭隘，不懂形而上。胡适和鲁迅就是这类文人，都没完成思想升华。他们完全不懂罗切斯特或斯巴达克那种发自灵魂的爱情。虽然他们高喊启蒙、认为大众愚昧，但他们与大众没有根本区别。他们要革中国传统的命，但没看清中国传统错在哪里，他们内心深处都还是传统儒生。他们在政界寻找新时代君主作靠山，为自己支持的领袖、党派作臣子和军师，终极目的是换取个人飞黄腾达。因为心里只有现实，他们人生最高目的必然是现实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唯利是图。他们非常聪明，但思想肤浅，做不到自省，没看出来自己本质上就是自己抨击的传统儒生，与自己批判的大众一样愚昧。
【exp.33】五四文化领袖们以启蒙大众为己任，但他们自己也未启蒙。
图11. 对比基督徒与绝对唯物论者/效益主义者的人生观。左图是世界著名雕塑“沉思者”，创作者罗丹，灵感来自但丁的《神曲》。《神曲》描述人如何获取真理，整个过程都发生在人在冥想中灵魂游历彼岸世界，与巴门尼德的《论自然》和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一脉相承，但与国人流行观念–真理来自现实–完全不同。《神曲》中“我”反省自己罪孽，然后忏悔，受审判和相应惩罚，最终进入天堂。右图用现代化养鸡场里的鸡代表唯物论者/效益主义者。这些鸡个个身体健康、不愁温饱，它们所居环境整洁、群体和谐。这是唯物论对美好人生与社会的设想。如果一位真诚的唯物论者居于其中，应该感到幸福，但他会心满意足吗？现实幸福与内心满足时两回事。
雕塑中男人孤单、旁边没其他人或物，裸体，连衣服都没有，代表他尽量脱离现实世界。但他不可能彻底，因为无法抛开肉体。他健壮，代表肉体不干扰他思想。他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只为全神贯注冥想。自由就是摆脱现实的羁绊、在彼岸世界里遨游。自由并非随意选择，上图中红圈里的“自由”带方向。雕塑寓意是，人生意义在于思想深入彼岸世界、接近神。而现代化养鸡场像唯物论者的理想社会，鸡尽其才、物尽其用。每只鸡从生到死都保证有吃、喝、住、行、交配机会等。鸡们健康、吃喝住交配都基本平等。鸡们觉得满足。它们看沉思者，你没病没灾，何必想什么自己的抽象罪过？你太闲了！想多了可能生出心理疾病。鸡们不思考自己爷爷奶奶为什么被杀、孩子为什么凭空消失、同袍兄弟姐妹内脏为什么被掏走。它们只顾自己简单幸福地生活，思想自洽。鸡们不懂，沉思者沉思，正是人与鸡的区别。因为沉思者不断忏悔、纠正自己错误，才没完全失去自由，没集体性生活在牢笼里。
【exp.34】唯物论者的理想社会类似现代化养鸡场。
爱，是把对方当目的。但人的动物性驱使人把自己当目的，把别人都当工具。只有借助信仰，人才可能学会忘我，然后爱别人。这看似复杂，其实不然，人人都可能做到。鲁迅夫人朱安是位旧式小脚妇女，却能够在那么悲惨的境地里依然爱丈夫，就是因为她有强烈的宗教感和虔诚的心。中国传统宗教之于基督教，类似中国传统数学之于西方现代数学；二者都包含真理，只是前者不如后者深刻和完全。顶级聪明的胡适和鲁迅却不懂爱，因为他们绝对唯物，自我降格成动物。让这样的人理解爱，就像让生活在一维世界里的生物理解二维世界，很困难。他们必须思想升华，认识彼岸世界和神，才可能突破旧我。胡适和鲁迅都应该向自己夫人学习，尤其鲁迅。百年来中国文化界和大众推崇胡适和鲁迅，没看出他们的肤浅和虚伪，因为中国文化界和大众主流也都唯物、唯利是图。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运动非常重要，但并不伟大。五四运动打断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也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之前，中国发展大方向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努力接近西方文化。五四之后不久，苏联介入中国事务。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助推下，中国试图转向苏联式共产文化。国共两党在这点上类似，只是共产党更极端。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底层相通，都极端唯物、不信神。五四文化领袖们嘴上高喊反传统，精神实质依然是儒家。类似文革时人人高喊“打倒孔老二”，但内心还遵循孔子定下的大原则。
【exp.35】五四运动打断了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也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伟大。
五四后中国精英群体变得更极端，从“敬鬼神而远之”变成绝对无神论。他们以苏联式文化为旗号，实则按儒家底层原则做人做事，就是只求利、不求真。他们嘴上高喊民族大义、党派主张，最后都落实到他们个人利益。从古到今，中国主流精英一直唯利是图。用现代语言讲，他们都是唯物论者和效益主义者，不理解、不认同任何形而上理念，所以一直不能理解爱情。苏联文学里有爱情，那是俄罗斯传统基督教文化的遗产。但苏联式共产文化把人定义成动物，里面没有爱情。
【exp.36】爱情已传入中国百余年，中国精英却集体性无法理解，可悲。
对比川端康成
中国人看日本人，比较容易做到客观。川端康成虽是日本文坛领军人物、被西方文化全方位包围，但奋斗一生也没能跳出原生文化，没理解简单的爱情概念。他即使思想碰壁、自杀，也没能像他前辈北村透谷那样看清日本传统文化的局限、实现内心升华、转信基督教。再看他现实里的婚恋，也乏善可陈，与夫人平平淡淡过一生，没什么深刻爱情或感人故事，而且期间可能出过轨、有过婚外情。我们自然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矮小干瘪的日本老头。但如果把他与胡适和鲁迅比较，我们就会突然发现他伟大。
首先，川端康成虽然热爱日本传统文化，但承认其中没有爱情，日本需要向西方见贤思齐。而中国文化领袖们为迎合民族虚荣心，罔顾事实，坚称中国自古就有爱情。第二，他认清爱情重要。日本文化如果要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就必须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爱情体系。很多日本文化人认识到爱情是个关键问题，比如北村透谷说爱情是人生秘钥、没有爱情人生没有味色。但中国文化界缺乏类似认识。在五四时期，自由恋爱还是热门话题，鲁迅就说爱情只是社会经济的一个衍生现象而已，本身不重要，背后的社会制度才重要。之后百年里，中国文化界从没像日本同行那样严肃认真地探讨爱情。第三，为建立日式爱情，川端康成贡献一生。胡适和鲁迅写过几篇相关文章后就转投政治。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只是手段，搞政治才是目的，而爱情只是学问里一个小题材而已。第四，彻底探究日式美学后，川端康成发现里面没有爱情，他勇于承认失败、推翻自己用半生建立起来的意义体系。而胡适和鲁迅没有类似自省能力。鲁迅支持苏联，即使了解到苏联肃反中滥杀无辜，也拒绝公开悔改。胡适很多主张后来都被证明错误，比如他对科学的理解、对《红楼梦》的解读、对国民政府应该宽容共产党的观点等，后来都被发现不妥，但他不反思、不道歉、不撤回。关于爱情，他们则完全没表现出自我纠错能力。总体讲，川端康成是个灵魂深处保持真诚的文人，而胡适和鲁迅缺乏类似真诚。
【exp.37】在思想上，川端康成真诚，而胡适和鲁迅缺乏真诚。
关于现实中婚恋与爱情，三人本质都是旧式东亚男人，习惯性以自我为目的、把女人当工具。但即使都不懂爱情，他们之间德行差距也巨大。婚姻是个契约，没有爱的婚姻类似两人合伙开公司，每一方都自私，但需要遵守契约条款、尊重对方利益。川端康成有起码道德感。当夫人完成婚姻义务后，他知道自己不可太过分，给予夫人起码尊重、维护夫人起码利益，即使出轨也不威胁夫人地位。而胡适和鲁迅在婚姻里像流氓。他们的夫人都尽职尽责，他们却认为那是对方弱点，自己可以利用以满足私欲。夫人越尊重他们，他们就越认定夫人是旧式女人、在丈夫面前必然软弱、不会反击丈夫，于是借机搞婚外恋，伤害夫人尊严与利益。但胡适太太选择自卫，胡适则应声软下来，不再顾及情人。鲁迅太太敦厚，鲁迅就变本加厉，残害夫人一生。总结下来，川端康成心里有基本道德，而胡适和鲁迅缺乏自我道德约束。胡适是个斯文流氓，鲁迅连“斯文”都谈不上。没证据表明胡适或鲁迅曾为对夫人不忠、对情人无情而反省、悔改。鲁迅尤其需要忏悔。
【exp.38】三人在婚姻里都没爱，但川端康成保持基本道德，胡适和鲁迅则像流氓。
中国文化领袖们内心与西方文化距离太远，以至于很多人无法直觉理解。有句笑话，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一个村长在村里觉得自己最厉害，又觉得自己离国家主席只差四步、县长、市长、省长、然后就是主席；如果每5年升一级，20年就到了。直到某天遇到位副省长，发觉自己在人家面前就是个芝麻，然后又发现那位副省长在国家主席面前也是个芝麻，于是村长才直觉感受到自己与国家主席之间的真实距离。类似地，胡适、鲁迅这批人在川端康成面前就是个芝麻，但川端康成在歌德、勃朗蒂、雪莱等伟大浪漫主义文学家面前也是芝麻。看清这个局面，我们才更容易看懂胡适、鲁迅等人与伟大作家之间的真正差距。
C. 爱情文学
胡适的《终身大事》和《红楼梦考证》、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代表中国文化界对爱情的最初理解和思考。当时爱情还是个新概念，一个世纪过去了，爱情文艺已经大发展，相关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铺天盖地。但论思想内容，它们并没突破胡适与鲁迅的境界。中国文坛对爱情的理解依然局限于现实，讨论焦点还是婚姻家庭、性问题、社会关系等，几乎不触及灵魂、信仰、彼岸世界等形而上内容。
【exp.39】爱情文艺迄今没突破胡适与鲁迅的境界。
朋友们重视的作家
真正严肃的中文爱情题材作品极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矬子里拔大个，朋友们看重《围城》，我也曾评论过。这里换个角度，谈谈它的思想深度。《围城》中几乎所有“爱情”都只是男女关系而已，其中女人几乎都专注现实利益。比如苏小姐算计，鲍小姐及时行乐，孙小姐把婚姻当作长期饭票，汪太太摆布男人谋取利益等。只有方鸿渐与唐小姐之间似乎有点真情苗头，但当需要双方展现勇气时，他们都退缩了，并没发展到爱情的程度。钱钟书观察到很多身边现象，但没证据显示他想通了爱情到底是什么。《围城》写得幽默，但思想水平停留在现实琐事，缺乏哲理深度。钱钟书只写过这一篇爱情小说，与鲁迅类似。
【exp.40】《围城》只有现实里的男女关系，没有形而上的爱情。
我也评论过沈从文的《边城》。近几十年来，这部小说备受推崇，被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的第二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沈从文一生写过多篇爱情题材小说，但经常是为赚稿费拼产量，质量不高。《边城》被公认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我觉得作为消遣文学看看无妨，如果以严肃文学标准看，《边城》问题很多，首先是虚假。设想把二少爷与翠翠纯美、纯爱的故事搬到绍兴、或吉林、或上海北京，大概没人会相信。沈从文聪明，把背景设在湘西苗寨，凭空造出异域风情，让读者接受了一个原本不可信的故事。问题是苗人与汉人没那么大区别。两族一样受到生存、生育、和性的压力。传统苗族人在婚配中非常讲究彩礼、嫁妆、明媒正娶等，一点不比汉族人少考虑现实因素。比如苗族人经常把家里所有财产都换成银饰、挂在妇女身上，说明他们极端重视钱。在这种环境里，出身社会高层的少爷为什么要找底层船夫的女儿？如果是因为女孩非常漂亮，那么船夫为什么不借漂亮女儿换取高额彩礼？汉族与苗族都是人，生存环境相似，文化相通，婚恋中有些外在表现不同，但内涵价值观类似。
还有更简单和根本的问题，二少爷与翠翠之间的感情是爱情吗？小说里只讲到翠翠好看、少爷家有磨坊。基于这些现实因素的男女好感算爱情吗？与动物交配有本质区别吗？值得严肃的人们探讨或歌颂吗？爱情诞生于西方、并被西方社会尊重，背后有原因。西方人认为人生目的应该是接近神、也就是追求真善美义爱。但人们苦于缺乏机会和路径。而爱情为人提供这种机会与路径，所以可贵、值得歌颂。大多数人亲历或旁观过，人爱上谁就会无条件对那个人好，远比平时更愿意无私忘我。两人相爱，一方的爱催生另一方的爱，形成正反馈，于是两颗心都变得更无私、更纯洁，这就是灵魂共鸣。人在爱情中接近神，神就是无私忘我的爱。但《边城》中二少爷与翠翠之间没有这种灵魂共鸣，实际上小说里根本没谈及灵魂。沈从文也不懂形而上的爱。
【exp.41】相爱的两人之间，爱激发爱，形成正反馈，就是灵魂共鸣。
到底什么因素阻止了二少爷与翠翠在一起？拨开《边城》里那些次要细节，根本原因是一个不必要的误解。翠翠莫名其妙地拒绝告诉二少爷，或任何人，自己到底喜欢谁。这个故事为读者带来什么价值？除了为消遣，读者为什么要花时间读这个故事？人阅读严肃小说，为帮助自己接近神、帮助社会接近神的国。爱情让个人变得更好，社会不应该阻挠。严肃小说里那些爱情障碍都实在和重要，帮助人们发现社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爱情障碍是家族间仇恨。作者告诉读者们，在意大利常见的家族间仇恨多么愚昧。类似地，《简爱》中爱情障碍是社会等级制度和男女不平等，《斯巴达克斯》中爱情障碍是奴隶制，也就是人缺乏自由等，都是需要社会严肃对待的大问题。而《边城》中的障碍是翠翠该说话时没说，太无足轻重了。
图12. 北村透谷的名句，图片为他和妻子。北村透谷是基督徒，读英文《圣经》。文中“恋爱”就是LOVE，也代表爱情、爱。“人生”就是LIFE，在《圣经》中既代表现世生活、更代表灵的生命，也就是人内心被圣灵占据、获得新生。全句意思是，爱情是人领悟神、灵魂获得新生的秘密钥匙；没有爱情，(人只得留在现世)，生活将低俗无意义。看清沈从文的不足，让人联想到北村透谷。二者同为东亚爱情作家，前者没有后者的见识。爱情之所以值得写、值得读，就是因为它是少有和珍贵的机会，让人与社会接近超越现实的真善美义爱。北村透谷理解这点，但沈从文不懂。
《边城》出版于1934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日本与俄罗斯文学同时流行。有些外国文学作品把乡村描写得纯美，包括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在中国文人里知名，比如受到郁达夫等人推崇。还有些作品把社会底层人民描写得淳朴正直，比如托尔斯泰的多篇著名小说。大概沈从文照葫芦画瓢，用湘西代替日本乡村、用苗族人代替俄罗斯农民。反正他的读者们不熟悉湘西苗人，他可以随便写。湘西也许美、也许不美，我不知道，也不重要。但俄罗斯农民笃信基督教，所以在社会动荡时还能保持内心纯正，中国苗人不可比。《边城》本质是美丽的成人童话，不是严肃探究爱情的文学。
对比《边城》和《伊豆的舞女》，二者都写上层少年与底层小女孩之间的感情。但前者纯粹瞎编，后者还有些求真精神。1910年代的日本社会非常保守，稍有地位的人结婚，完全由父母做主，注重家族利益。底层人婚配，女性提供性价值与生育价值，男性提供生存手段，实质是现实利益交换。所以当时日本主流社会里没什么爱情可言。但日本读者与中国读者类似，非常向往爱情，又有强烈民族自尊心，不满足于西方爱情故事。为满足他们需求，川端康成把目光投向社会边缘，于是找到青年学生和小舞女。学生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基本真善美。小舞女还没完全成年、没开始接客，所以童真未泯。两人都没进入社会，无需面对成年人的压力，所以能体现日本社会里严重缺乏的美与爱。小说都包含虚构情节，那不是问题，但需要在情理之中。《边城》的核心情节不符合情理，《伊豆的舞女》还可接受。
【exp.42】小说情节可以虚构，但必须在情理之中，否则就是虚假。
其他作家
中国文坛把胡适、鲁迅、钱钟书、沈从文视作严肃作家，但他们都没理解爱情，不懂爱情里的形而上成分。其他著名作家更如此。琼瑶一生专注爱情，产量很高。但只有早期作品，比如《窗外》，基于自身经历，有真实性。后来她写作全为赚钱，真实或真诚都谈不上了。比如她最著名的几部作品照搬外国小说情节，《庭院深深》近似《蝴蝶梦》，《烟雨濛濛》近似《简爱》等，本质把外国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人名和地名，不在乎那些故事在中国是否可能，让人无法再严肃看待她。阅读严肃文学作品，本质是读者听作者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心得。但琼瑶只想从读者身上赚钱，说什么话只看读者是否愿意付钱，很多是她抄来的，根本不是她的思想心得，那么读者与作家的关系就崩塌了。设想你收到一封情书，如果那是对方真心表达，你会认真读，努力感受其中意思；但如果你发现情书是抄来的，你就立刻觉得如果认真，自己就可笑了。
【exp.43】阅读严肃文学，本质是读者聆听作者心声。无论作者曲意迎合读者、还是作者抄别人内容，都破坏严肃文学的本质。
张爱玲近几十年来很红，写过很多爱情题材小说，但都是小女生意淫，经不起推敲。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中女主角娇蕊以勾引男人为乐，婚内出轨老公朋友，主动告诉老公自己出轨，事发后被老公朋友抛弃，不得不离婚。但小说却安排她因此学到爱情与婚姻真谛，顺利找到新老公和真爱，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多么狗血的情节！年轻时对婚姻不忠的人确实有可能改变，但这种改变需要人内心重塑，非常困难。这本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情感、道德、与社会，而娇蕊的转变是故事核心，所以作者有责任解释她内心重塑如何发生，但书中并没有。故事肤浅和荒谬到可笑，让人无法严肃对待。但小说出版后却很成功，说明中文读者群体与文学界都不成熟。
写《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张爱玲只是个23、24岁的小女生。其实她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完成于25岁之前，只有《半生缘》写于28岁。那时她只与胡兰成谈过恋爱，而且很快被抛弃。她没有丰富深刻的爱情经验，也没经历过正常婚姻生活，作品中所有故事都包含强烈的臆想成分。她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不是基督徒。她明确表示写作是为赚稿费。她笔下的女人也都为生存谈恋爱。如此专注生存，让她无法理解爱情的形而上本质，她创造出的故事里当然也就没有形而上的爱情。很多年轻女生喜欢她的小说，大概她们与她想法差不多。某个观念非常时髦，并不代表它正确。
【exp.44】张爱玲与很多小资女生内心共鸣。她们想法类似，但经常不正确、不成熟。
我比较喜欢张恨水。他从社会角度看爱情，看得清晰明白。但爱情的主场地不是社会，而在人心。他则完全不在意人心。他非常聪明，但玩世不恭，把写作当赚钱手段，所以作品很多。说来让人觉得难堪和丢脸，中国读者们对爱情非常感兴趣，但中文作家写爱情几乎都为赚钱。他们利用读者以自肥，却没兴趣探究爱情本质。中国文化界好像就没人愿意严肃探求爱情。中文作家和读者们甚至都不知道爱情有形而上本质，没发现《终身大事》、《伤逝》、《边城》、《围城》等中文作品里的所谓“爱情”，与《简爱》、《斯巴达克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爱情不是一回事。
【exp.45】中文小说里的“爱情”停留在肉体与现实层次，经常不是爱情。
我的读者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从原生文化视角探究爱情，为什么我没选个中国文人、而选择追寻川端康成的思想足迹呢？不是我不想选中国文人，而是我找不到。从百余年前爱情传入中国到现在，没有哪位中国文人像川端康成那样长期、严肃、认真地沿本民族文化传统探讨爱情。日本传统里没有爱的理论，但至少有零星美学观念，让他可以有所依。但中国传统里既没有美学，也没有爱的理论，造成中国文人对美与爱的理解极差，差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差。这个局面令人泄气、惊讶，但也是真实的。
【exp.46】百年来，没有哪位中国文人像川端康成那样长期、认真地探讨爱情。
一点反思
中文爱情小说思想浅薄，为什么还如此成功呢？前不久我收集有关川端康成的资料，看到一位中文博主评论。她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爱情，因为遇不到灵魂伴侣；即便侥幸遇到，也可能被各种现实因素阻隔，所以大家只得通过阅读小说体验爱情。她实际在讲她自己。我联想到几年前一位朋友也表达过类似意见。他说爱情都是名人、凤毛麟角的人才有的，普通老百姓就是结婚生孩子讨生活，没谁真有爱情。他也在讲自己。他们实质都对爱情绝望、并且决定放弃了！我很惊讶，不应该如此。爱情并不高深复杂，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可惜那位博主和我朋友都不认同这点，而且认为自己从没有过、未来也不可能有爱情。他们都非常聪明，但这种心态让他们无力判断爱情文艺的真假。他们都如此，普通大众更无力判断。这样的读者群自然托举出肤浅、虚假的爱情作品和作家。
我总觉得中文爱情小说很像武侠小说。武侠早成为一个巨大行业，供养出几代名作家。但有个公开的秘密，这些作家都不懂武术，不但不懂、而且完全不懂。同样，武侠小说的读者也都不懂武术，不但不懂、而且彻底不懂。因为作者和读者都不懂，所以武侠小说可以随便瞎编，可以违反任何物理定律。正因为胡编滥造、肤浅虚假，武侠小说才看似丰富多彩，行业才畸形繁荣。中文爱情小说也类似，作者和读者都不懂爱情，所以作品可以随便胡编滥造，反正读者也看不出来，看出来也不在乎。中国文艺里的“爱情”很像武侠故事里各种什么拳、什么刀、什么暗器等，都是骗人货色。这种局面可悲。爱情真实存在。文学本应帮助读者理解爱情、然后在生活里获得爱情，让自己与社会都变得更美好。但中国文坛这样对待爱情，只可能浪费读者对爱情的天然热情。
【exp.47】中文爱情小说类似武侠小说，经常胡编滥造。
爱情西来，在中国历史只有百年，连顶级文化人都不太懂。按常理，不熟悉的人会以为中国人对爱情不感兴趣。但事实恰恰相反。五四运动后，爱情观念以爆炸速度在中国各地、各阶层扩展，男女老少趋之若鹜。在今天，哪个少年不憧憬爱情？哪个中年人不反思爱情？事实证明，东方人对爱情的热情一点不逊色于西方人。美与爱真实存在，独立于文化和国界，有点类似数学。数学真实存在，无论人懂不懂它。在古代，很多民族有自己的数学体系，各民族数学发展水平不同。当他们开始交流后，每个民族都应该努力理解其他民族的数学发展现状，再重新审视自己的，发现不同点，找到最先进的体系，然后见贤思齐、从善如流。对于爱情，我们也应当如此。
【待续】
第三篇 中国人有爱情吗？
爱情源自基督教文化、内含唯心论元素，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里都没有基督教、或唯心论。中国学界不理解爱情，即使领袖级人物也不懂，而且在婚恋中表现得如同流氓。在学界之外，各行各业上层人物都背弃婚姻、大搞婚外情，包括历代伟大领袖们，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自然有人疑问，到底中国人有没有爱情？其实有。
我小时候住在学校家属大院里。大院生活有个特点，人人互相知根知底。那时我姐和我妈会偶尔谈起，谁家夫妻关系特别好，我自己也能看出来。记得有家邻居，与我家没啥关系。那位父亲不是教员，在后勤部门作干部；母亲与大学没关系，在一间工厂里做工；孩子们都比我家孩子大很多，与我们没交集。但我经常在大院里遇见到那位母亲，看她干家务活、照顾孩子、如何对待丈夫等，那些场景和她表情还历历在目。当时我没语言表达，但看得出她全心全意扑在家事上，把丈夫看得高高在上，把自己看得低，到了不在乎的程度。后来她丈夫去世，她非常伤心。邻居们说她哭得天昏地暗，在家里用头撞床板，床板都被她撞坏了。我成年后与老邻居说到她，才知道她教育程度很低，照顾家务的水平也不高，所以特别依赖和敬佩丈夫，觉得自己嫁得好，大小事都听丈夫的。邻居说她当然对丈夫好，因为她自己不行。但我觉得她行不行等具体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丈夫真心好。那就是爱。
爱，就是以对方为目的，奉献自己、不求回报。凡奉献自己的，内心必然不计得失、超越现实。这位邻居基本做到了，所以她有爱情。她不懂爱的理论，自身有很多缺点，并非在每件事上都做到无私。但没人达到完美的爱，只要真心努力就够了。在很多人印象里，爱情总与俊男美女、年轻漂亮、浪漫温馨、吟诗作画、社会精英、霸道总裁、高学历、高地位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爱情可以发生在任何现实状况下、在任何人身上，包括丑的、老的、木讷呆板的、苦命的、贫穷的、拘谨守旧的、失败的、没受过教育的，等等，就像《巴黎圣母院》里那位钟楼怪人。因为爱是关于灵魂，不关于现实。在我父母那代人中，在社会中下层里还有很多传统女人真心爱丈夫，类似鲁迅夫人朱安。也许正因为她们受学校教育少、社会参与度低、思想守旧，所以受五四后各种疯狂社会风潮影响少，还保持从祖辈传下来的传统伦理。她们的丈夫经常不理解她们、甚至瞧不起她们，类似鲁迅。但她们确实有爱情。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她们内心想法就是那万众膜拜的西洋玩意儿“爱情”，社会主流也不在乎、没人注意，但她们的灵魂与地球另一边那些大名鼎鼎的情种们，如雪莱、拜伦、雨果、歌德等相通。
【exp.48】在老辈中下层里有一批传统妇女，真有爱情。
当然，即使在那辈妇女中，大多数人也只知结婚生孩子谋生活，有爱情的比例并不高。我们大院是个小社会，什么事都有，包括夫妻打架、离婚、婚外情等，但也有几家很和睦。我还记得那些妈妈类似上述那位，很爱自己老公。我只是个小孩儿，不经意地远远观察，不知道她们私下如何与丈夫相处。但爱在人心里，旁人可以用心领悟到。我能感觉到她们对老公好，大概因为我了解我妈，知道她对我爸好，然后把这个印象投射到其他妈妈身上。我用我妈作例子，不代表她高大上。现在我已足够老了，知道她也是个平凡人，人生中犯过糊涂，做过不得已的事，思想言行里藏着矛盾。但她确实对我爸好，愿意为我爸、为我们家做任何事。她不计自己得失，把我爸和我们家看得比自己重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
我妈在辽宁农村长大，在锦州城读高小和中学，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形成基本价值观。那时五四运动已过去20、30年，但我外公外婆没受什么影响，继续用传统礼教教育孩子。我妈从来坚定认为女孩长大就应该结婚，结婚后就应该全心全意对待丈夫和家庭；如果为自己着想就是私心，有私心就是德行不够好。她完全内化这套思想，长大后读小说、看电影，看到苏联或西方式爱情，就觉得其中男女过于开放，经常到了大逆不道、不可思议的程度，于是坚决排斥，绝不接受。我这辈子没听我妈说过“爱情”二字，就是因为她把这个中文词与那类男女关系联系在一起，觉得与自己格格不入。
后来我读到徐志摩发妻张幼仪的一段话，联想到我妈。在近现代中国文坛中，徐志摩算是最著名的情种。他16岁、张幼仪13岁时，双方父母撮合，为他们交换照片。张可能还太小、没表示意见；徐则评论张是个“乡下土包子”。两年以后他们按中国传统方式结婚，不久后大儿子出生。然后徐去美国留学，24岁时转学到英国剑桥。张携儿子从中国抵达英国与徐汇合。但就在同年，徐结识16岁的林徽因，并开始追求。张则生下第二个儿子。在张幼仪怀孕期间，徐开始逼迫张签字离婚；在张刚生完孩子后不久，他们完成离婚。然后徐志摩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完成了中国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其实整个过程很中式，而且缺乏文明。徐是个既缺德、又肤浅的傻瓜！
后续故事大家都知道。林徽因放弃徐志摩，多年后嫁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徐志摩回国后与朋友之妻、著名交际花陆小曼恋爱并结婚。陆生活奢华，徐只得放下写作，花很多心思赚钱，34岁时死于飞机失事。离婚后张幼仪依靠哥哥们帮助，成为当时罕见的成功女商人。她几个哥哥都是近代史政商学界名人，但因为与共产党关系恶劣，所以现在少有人谈论。她继续把徐父母当作自己父母看待，在徐死后还资助过陆小曼。1949年她逃到香港，1954年与一位医生再婚。第二任丈夫于1972年去世，不久后她移民美国投靠儿子。她儿子是交大毕业生，在美国扎根做工程师。老年的张幼仪在接受采访时说：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
张幼仪与我母亲一样，内心都是传统中国女人。她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对中文里的“爱情”、“我爱你”之类词汇感到迷惑。究其原因，这些词汇的意义被胡适、鲁迅、徐志摩这批人决定和垄断。这些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领袖们鄙视中国传统、仰视西方文化。共产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一部分。但他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都不真理解，所以不懂什么是爱情，甚至傻到看不懂自己夫人的爱。但他们身居高位，备受中国文化界推崇。于是他们的思想局限变成了民族的思想局限，在过去百年里一直伤害中国人，尤其伤害传统中国女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夫人们。
【exp.49】胡适、鲁迅、徐志摩等对爱的理解不如他们原配夫人。
图13. 朱安、江冬秀、张幼仪；分别是鲁迅、胡适、徐志摩的原配夫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推崇和聆听她们的丈夫们解释和定义爱情，其实她们比她们的丈夫更懂爱情。尤其朱安，一生体现忘我的爱，让人动容。这三位夫人和她们的爱都不完美，但她们确实以丈夫和家庭为目的，贡献远比索取多，那就是爱。她们的丈夫虽高谈阔论“爱情”，却都没跳出传统思维，继续以自己为目的，婚内出轨，还恬不知耻。没记录表明他们曾忏悔或道歉。他们明显无德，主流社会却糊涂、麻木到视而不见。
A. 爱情里的道义
爱情里存在道义。但在中国，连顶级思想家们都不懂，所以我们有必要整理和讨论。首先是基督教道德金律：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论语》中有类似表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将之精细化成多条互相等效的定言令式。这个基本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超越现实，包括超越民族、文化、时代、法律等，属于彼岸世界。第二，人心有个普遍性质：希望在爱情中独占对方，因为只有这样，灵魂才感到完整和安宁。这点也超越民族、文化、时代、法律等，属于彼岸世界。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得出一条关键爱情道义原则：人应该让爱人独占自己，也就是爱情中人应该忠诚于对方。
【exp.50】爱情中的忠诚原则基于基督教道德金律与人心本质。
这条爱情道义潜藏于所有人心中。即使一个人从来没经历过爱情、也没听说过这套道义原则，有天坠入爱河，也会希望独占对方、也会感到良心要求自己忠诚于对方。凡不忠诚的人都违背了良心，也都会受到良心谴责。这些人硬是顶着良心谴责而做不忠诚的事，所以他们违反天意、或称违背“自然”。道义形而上，类似数学，都客观存在，独立于人和现实。比如面对 2 + 3 = ？时，人有回答7的选项，但会觉得应该选5不选7，因为5是对的、7是错的。类似地，人面对爱情时有“不忠诚”选项，但会感到应该忠诚，因为忠诚是对的、不忠诚是错的。道义与数学都是真理。即使人间的法律和文化都认定2 + 3 = 7、或男人可以抛弃妻子、另找妾室，人也可以在心里感到2 + 3 应该是5、人应该忠诚于配偶。虽然名字叫“基督教”道德金律、或具体语句来自《论语》，但道义独立于基督教会或孔子；类似2 + 3 = 5独立于阿拉伯数字。
图14. 自由里必然有选择，但自由不是任意选择。自由包含方向，要求人选择真善美义爱、也就是基督教的神，排斥任何其他选项。比如面对 2 + 3 = ？时，人只应该选5、不选其他数。马戏团里的动物做算术题，在2 + 3 = 5和2 + 3 = 7两个看板之间，哪个后面有食物它就选哪个。绝对唯物论者追求现实利益最大化，所以也是绝对效益主义者。如果选择7比5好处更多，他就会选7。他们本质与动物一样。
婚姻就是爱情中双方互相独占的契约表达。因为这种互相独占完全基于道义与人心，而道义与人心来自彼岸世界、高于现实。所以婚姻高于，包括独立于，现实里的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地位等。即使法律改变了、或改朝换代了、或搬到另一个国家、或流落荒岛，道义和人心本质依然有效，婚姻依然成立。基督教总结，婚姻基于神，只与神、丈夫、妻子三方有关。婚姻由神设立、由神作证、由神助力维持，夫妻响应神的召唤，共同经营。这套婚姻伦理是真理，与2 + 3 = 5一样，冥冥中存于彼岸世界，任何人都能在内心感受到。
但每个民族对婚姻伦理的理解有不同深浅与偏重，类似每个民族对数学的理解有不同深浅与偏重。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都严格要求一夫一妻制，就是认同夫妻互相独占。中国没有基督教，不可能用至高无上的神作为婚姻基础，但也认为婚姻非常重要。儒家经典《礼记》中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其中“昏礼”就是婚礼、婚姻；“事宗庙”就是维持祭祀。儒家也引用宗教信仰支持婚姻。
【exp.51】婚姻伦理是真理。
不难看出，中西传统都重视婚姻。其中西方文化以神为终极理由，逻辑清晰明确，论证简洁而有力。中国先贤们也冥冥中感到婚姻重要，但因为没有基督教，所以不得不堆叠好几个理由以加强说服力，包括两家联合、祭祀祖先、繁衍后代等，逻辑相对混乱，造成结论模糊不清。举个例子，如果妻子不能生孩子、或情人生出更健康、更有出息的孩子，《礼记》中“下以继后世”就不成立，是否婚姻就变得不重要呢？不应该。
在西方文化中，神是一切的基础，哲学上叫作“本体论基础”(Ontological basis)。在判断现实问题时，这个基础作用很大。比如神是真善美义爱的统一，代表爱不应该虚假、不义、伪善、或丑恶。如果号称爱你的人要求你虚假、不义、伪善、或丑恶，你可以用这个原则断定这个要求不出自真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本体论基础，造成根基不牢靠。当面对西方基督教思想冲击时，国人无以应对，要么抱残守缺、要么逻辑崩溃。
【exp.52】基督教信仰为道德提供本体论基础；中国传统里缺乏类似基础，所以根基不牢。
中西方传统都包含真理，但中方根基相对脆弱，造成传统婚姻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关于共同点，双方都认为婚姻关系高于其他男女关系。西方君王也必须尊重王后，找情妇也是丑闻，私生子没有继承权。古典骑士之爱非常美好，但因为是婚外关系，所以地位远低于婚姻。近代兴起的爱情观念本身就包含婚姻伦理，目的是让婚姻变得更好，而不是威胁、破坏婚姻。相对应，中国传统也保护婚姻，防范一切婚外男女关系。比如要求所有女人，无论是否婚配，都必须严守贞洁，就是为增加婚姻里的独占性、减少婚外情。中国传统允许男人纳妾。妾与妻的地位差距巨大，妾存在的目的是缓解婚外男女关系威胁婚姻。但中西方传统也有重大区别，关键是男女平等问题。西方依据基督教义，认为男女灵魂平等。中国没有类似信仰，认为男尊女卑，这是个严重缺陷。
【exp.53】中西方传统婚姻观之间存在差别，关键是男女平等问题。
爱情、婚姻、男女关系等，本质是一回事。中西方观念都不复杂，区别也很容易看清。但五四精英们，包括胡适、鲁迅、徐志摩等都没搞懂。其中胡适最不应该。他是哲学专业博士，被视为中国顶级哲学大师、民族思想导师，却完全不懂基督教或唯心论。我努力找都没找到他的任何独道哲学论述。他的文章和讲话稿里低级错误百出，让人不堪卒读。我人轻言微，也许读者不敢相信我的论断。其实很多专业哲学家早发现，比如牟宗三说胡适“完全不懂哲学”、“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哲学”。持类似意见的还有金岳霖、徐复观、张君劢等。中国学界、文化界充斥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他们互相维护、互相遮丑。胡适位高权重，很多人靠他生存并发达，所以不顾事实地吹捧他。
【exp.54】在哲学方面，胡适是南郭先生，滥竽充数。
鲁迅和徐志摩主要是文学家，但喜欢做民众导师、引导社会潮流。其中鲁迅内心敏感，骂人文章写得好，但没什么深刻思想。他其实与大多数中国文人类似，最关心政治，其他想法都围绕政治主张，包括关于爱情的观点。而政治上他倾心于苏联。苏联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明确认为爱情虚伪、传统婚姻本质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本质为钱。所以他主张爱情依赖经济基础。徐志摩是个缺心眼的纨绔子弟。他的诗言辞华丽，但内容空洞，胡适说是“现代骈文”，如放到现在，也就是流行歌曲歌词水平。总结下来，五四领袖们疯狂反传统，把其中好东西也扔掉，却又没搞懂西方文化精髓。东方人如要理解西方文化，必须精神升华。川端康成知道这点，希望在日式美学范畴内完成升华，但努力一生也没做到。北村透谷大概做到了，在东亚文人里少见，难能可贵。而中国五四名人们不但没做到，甚至没意识到自己需要升华。
论追求爱情，中国男人平均讲远不如中国女人，因为社会一直教育中国男人专注现实，结果他们都追求自己利益，成为效益主义者。无论家里家外，他们几千年来习惯性自私。让他们学会以别人为目的、为别人服务而不求回报，如同让生活在一维世界里的生物理解二维世界，不能依赖在原有思想框架里延展，必须生出新维度、建立新框架，就需要首先思想升华，非常困难。连中国顶级思想家们都没做到，何况一般男人。但中国女人不同。传统礼教一直要求她们以丈夫为目的、忘掉自己。这已很类似爱，只差双方灵魂平等一条。而教女人要求男人平等对待自己，女人既容易理解也愿意争取。这就是为什么像张幼仪和我母亲那样的传统女人能够表现出真实的爱，虽然她们也不理解西方文化。不过，我同辈或后来的中国女人就很难说了。她们受教育更多，参与社会更深。而中国社会和教育系统都由男性主导、反映男性思维，造成这些女性思维接近男性、甚至超越男性。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已丢掉传统道德观念，信奉万事都以自己为目的，包括在家庭内部。
【exp.55】在爱情实践方面，中国男人平均讲远不如中国女人。
我母亲、和我家邻居里那些传统妇女们，即使在五四过去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执着于传统男女伦理。道理其实简单。她们身为妻子和母亲，在生活中深切体会到传统伦理有道理。比如我母亲，觉得爱丈夫、跟随丈夫，符合自己内心渴望，既自然又有利于家庭，何乐而不为？关于男女平等，她对我父亲的态度非常敏感，她要求我父亲在乎她，有时利用家庭小事发难。但她其实不在乎那些具体小事，而希望我父亲重视她的努力，并表达感激。我知道的其他家庭也类似。基督教里关于男女灵魂平等的教义是真理。即使中国传统里没有，我母亲和很多中国妇女也能在心里自然感到。
B. 五四后知识界堕落
五四运动当天，两三千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喊口号等。就像所有学生运动一样，参加者中只有少数人头脑清晰，在这部分人里又存在多种思想倾向，其余大多数只是随大流、凑热闹而已。现在关于五四的评价单一，是后来政治胜利者们强加的，掩盖了运动中的观念多样性。五四改变历史，并非1919年5月4日的学生们改变历史，而是很多国际国内因素借学生运动融汇、爆发。一句话概括五四后中国历史，苏联人操控中国政治太成功了！轻松搞垮北洋共和体制，并一手主导其后主政中国百年的国共两党。国共都依赖苏联起家，都是列宁式政党。这造成现代国人对五四运动的印象都是苏联式解读，严重偏离中肯态度，需要重新审视。
在北洋时期，中国思想界活跃，各种派系都有，重要的包括传统儒学派，如辜鸿铭，教会学校里的基督徒们，如赵紫宸、吴雷川、以及很多西方人，还有新文化运动派，如胡适、鲁迅等。他们之间总体和平交流，还没有剑拔弩张。清末民初，基督教会在中国教育、医疗、出版、和工商业等众多领域里举足轻重。著名教会大学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等，代表中国顶尖学术水平，集中了大量优秀的基督徒学者。但后来中国政治激化与思想极端化相辅相成，造成新文化运动派一枝独大。他们敌视不同思想，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帝、反封建”等口号，严重压制其他流派，尤其通过1922年至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清洗掉对中国现代化起过重要作用的基督徒学者群，以至于现代国人很少知道。
【exp.56】国共都是列宁式政党，都排挤基督教，抹杀其对中国的关键贡献。
图15. 赵紫宸(1888-1979)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他19岁受洗成为基督徒，26岁去美国读神学院，后来回国成为著名基督徒学者。右为其全家福，中间站立者是大女儿赵萝蕤(1912-1998)，燕京大学本科，芝加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被公认为校花，圈内人认为她就是《围城》里唐小姐的原型。但作者钱钟书从没公开承认过，说那是他唯一“不舍得伤害”的角色。
赵紫宸是中国著名神学家，但这里只介绍他的婚姻、以及他对婚姻的态度。在很多方面他与胡适和鲁迅相像，也是江南才子，出身浙北中产家庭，年纪介于胡适和鲁迅之间。他17岁时奉父母之命、按中国传统结婚。妻子比他大两岁，是富商之女，思想传统，未受过正式教育，与胡适和鲁迅夫人们类似。最开始他也嫌弃太太，又和胡适、鲁迅一样。但两年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从此洗心革面，之后终生忠诚于太太，并写下心得：
“父母之命不必听；媒妁之言不必从；不过已娶的妇人不可不敬重，已嫁的夫不可不尊爱…义是男子对于妻子的忠贞，将清洁的身体与人格完全交托妻子；节是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将清洁的身体与人格完全托付丈夫。”
后来他们的儿女们总结，“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七十多年來一直同甘共苦，我們做子女的为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而觉得幸福和骄傲。”
对比胡适、鲁迅、和赵紫宸如何对待婚姻，高下立见。中国不是没有懂得爱的男人，只是百年来社会一直存在强烈的反向淘汰。国人集体性漠视、甚至迫害品质高尚的人，同时推崇底线低的伪君子们。1949年前，总体情况属劣胜优汰，南郭先生们胜出；1949年后变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胜出者大多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之后，赵紫宸就被边缘化；1949年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连续挨整、直到去世，失去社会影响力，被大众遗忘。晚年赵紫宸曾为老妻赋诗一首，其中写道，“夫写文章终碌碌，妻勤针黹渐皤皤”，感叹自己一生无所成就，因为没人理睬。我们这个民族总体不辨真假、不识好歹，罪孽深重，所以百年来苦难不断，让爱之者痛心疾首。
【exp.57】懂得爱的中国男人其实存在，但被社会打入冷宫，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好人自然越来越少。
早有人说过，北洋不如晚清、蒋时代不如北洋、毛时代不如蒋时代。1980年代时有人说当时不如1950年代。现在又有人环视后总结，还是1980年代更好。其中每对具体比较都可商榷，但大趋势基本有共识。这就是严重逆向淘汰的结果。现在回头看，清末文人，包括梁启超、谭世同、严复等，还有真才实学。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他们间或展现真知灼见。但五四之后，他们总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中国知识界大崩溃。
胡适属于崩溃后第一代。他出生书香门第，世代靠读书和科举晋身。但他少年时科举被废除，原有当官之路被堵死，于是匆忙转成西学，所以他从未深入理解国学精髓。胡适是标准江南才子，聪明伶俐，特别会考试，但所有努力的最高目的都是出人头地，而不是求真理。本质上他把西学看成科举替代物、新时代里的晋身垫脚石。他并不在乎西学里包含国学没有的真知灼见。比如他为支持自己社会和政治观念，经常大谈科学精神，但从未花时间精力理解最新科学，如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今天中国数以亿计的读书人也持同样态度。反正最后都要在中国混，中国没有科举了，名利场看重西学，所以我才学西方学问，目的是通过考试、获得文凭、然后当官发财，何必透彻理解西学？胡适留学美国，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因为外国老师都不懂中国，他可以省力取巧。即便如此，他博士之路也很艰难。毕业十年后，他已在中国功成名就，才拿到学位。在美国时他最关注的还是未来如何在中国发达，没多少心思认真观察西方社会思想，所以没努力理解基督教或唯心论哲学，当然也就不能透彻理解爱情背后的道理。他一生精明，很会在中国人圈子里做人。这本身不是缺点。但他精力都倾注于俗世，不在探索真理上。在哲学领域，他是个南郭先生；被推崇为近现代中国思想大师，他滥竽充数。这样说一点不冤枉他。
【exp.58】现代中国读书人把西学看成科举替代物、新时代里的晋身垫脚石，并不特别在乎其中包含的真理。
相比于胡适，鲁迅不算顺利。年轻时他是那种只会读书、但读书不特别好的江南人。他最开始在国内读矿业学校，后来去日本读医学，目的都是基本谋生，但一直不成功。后来试着写文章，因为言辞激烈，一炮走红。但他没什么深刻思想，包括关于爱情。
那代人里重要的还有郭沫若。他与胡适年纪类似，经历与世界观也大同小异。郭非常聪明，为成功不择手段，身段特别柔软。他把学问当垫脚石，青年时代长期留学日本，在多个领域暂露头角，号称天才。在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同年，郭沫若出版诗集《女神》，热情讴歌自由、个体觉醒、泛神论等在当时日本文化界时髦的观念，迅速走红。但只6年后，他在192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转而主张人是动物、集体主义、绝对无神论等。作两面派是不真诚最简单的证明。无论在宣扬个体觉醒和泛神论时，还是在宣誓绝对忠于组织、抹杀人个性、相信无神论时，他都火热极端，说明他的信誓旦旦都是假的。只要有助于向上爬，他可以火热地宣扬任何主义、任何信仰。几百年来中国主流读书人都如此。他们其实只追求现实利益，不理解、也不相信任何主义或信仰，不知真诚为何物。郭沫若后来很成功，做到中共副国级领导人，真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郁达夫在中国时间较短，这里不详谈，但也类似。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派独大，然后内部分裂，互相恶斗。鲁迅、胡适、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是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世界观通过徒子徒孙们，强烈影响中国文化界和中国人如何思考，影响力不但涵盖中国大陆，还延至台湾香港、东南亚等。比如这些地方的大学中文系、中小学中文课等，至今还大量传授他们的作品、遵从他们对文学的解读等。这些新文化运动派顶尖人物在思想上有共性。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唯物、宣称信仰科学，反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基督教，却不懂科学、儒家精髓、基督教、或唯心论。他们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所以他们是彻底的无知。关于爱情，他们没搞懂其本质，误认为与中国传统男女私情一样，所以不知羞耻地谈论徐志摩那些不上台面的恋爱、胡适的婚外情人们、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等，还以为这些人的行为属于追求自由、他们的感情就是爱情。不对的。真正的自由有方向，是摆脱现实羁绊、肉体诱惑，回归形而上的道义；真正的爱包括“不做害羞的事”。而破坏正当婚姻、伤害无辜妻子，都是让人害羞的事。自由与爱情最终都属神。
【exp.59】五四中胜出的文化领袖们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是彻底的无知。
同属东亚文化圈，为什么日本文化领袖们，如北村透谷、川端康成等，比中国同行们看得更深、更懂呢？一个关键原因是日本人有宗教信仰，而且真信。日本人看西方人，是一群有信仰的人看另一群有信仰的人，虽然信仰内容不同。日本人虔诚对待信仰，所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虔诚追求神、为什么西方爱情的根基在于神。因为爱情源于传统日本没有的神，所以日本人很容易懂自身传统里不可能有爱情，如果自己不洗心革面，也不可能理解爱情。大多数中国人没信仰，少数人名义上有，实际也不虔诚。中国人看有信仰的人，如同一维空间里的生物看二维空间里的生物，非常难理解。所以中国虽然自明朝起就与西方交流，却连顶级文化精英都没能理解基督教、唯心论、或其实很简单的爱情。
【exp.60】日本比中国更理解西方，一个关键原因是日本人虔诚信仰宗教。
中国文化领袖们那么聪明，怎么又如此愚蠢？简单讲，他们没把聪明用在求真上，而只用于追求利益。设想巴西与德国争夺世界杯足球冠军，巴西队教练和啦啦队高喊“巴西必胜”，德国队教练和啦啦队高喊“德国必胜”。他们都喊得非常卖力，看似非常真诚，但不可能都是真的。实际上他们也不追求真，而只追求赢。类似地，中国知识分子们经常态度激烈地宣扬观点、非常卖力，比如胡适等人声称中国自古就有爱情、鲁迅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郭沫若宣扬泛神论或无神论等。他们说这些话，目的都不是求真相，而是为攻击对手，帮助自己阵营获胜。他们自认军师或宣传员，类似球队教练和啦啦队员。胡适一心要出人头地；鲁迅心属无产阶级，自视“战士”、笔下文字是“投枪”和“匕首”；郭沫若宣誓忠于党，常说自己是“宣传员”。队伍赢，成员得利。他们在求利方面思维缜密，懂得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终极统一。
【exp.61】中国文化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求利上、没心思求真。
中国文化领袖们激烈反传统，却跳不出传统。读书人不求真理、只求个人或集团利益，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从一开始就自我定位成君王的师爷或智囊，明确不追求真理，甚至没有真假概念。孔子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为自己的君王或集团撒谎；《论语》里完全不提“真”或“实”，却有亲亲相隐原则，也是这个原因。西方学者求真，真理只在彼岸世界，所以他们唯心。中国从古至今几乎没有这样的学者。中国读书人求利，是效益主义者。利在现实，所以他们几乎都唯物。唯物是世界观，效益主义是人生观，二者紧密相关。五四文化先锋们高喊革命，举起反传统大旗，自己却保持传统儒生人格。他们思想水平又太差，看不出自己依旧传统，或看出来后拒不承认。当有人指出他们受利益驱动、见利忘义时，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比如大家都学过，鲁迅认为文学有阶级性，大白话翻译，他写文章就是为自己支持的集团得利。梁实秋指出他收苏联人钱，鲁迅不否认也不承认，当然绝不反思或悔改，反而骂梁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意思是你也为你支持的集团服务。他们在求利思想里自洽。
【exp.62】绝对唯物论者必然是绝对效益主义者。他们唯利是图，必然不求真。
C. 徐志摩东施效颦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徐志摩是最著名的西方爱情观实践者。他的婚恋故事家喻户晓。回顾他经历中的关键点，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爱情观不兼容、以及国人在理解爱情时常犯的错误。他与张幼仪在1922年初离婚，之后二人分道扬镳，他回国，张继续留在欧洲上学。三年后，1925年初，张突然收到徐消息，说徐正在欧洲旅行，于是二人在意大利会面。张本以为徐是为小儿子病逝而来，后来才发现他是为躲避陆小曼丈夫王赓。王与徐原本是朋友。王是职业军人，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徐趁虚而入，与王太太陆小曼谈恋爱。王发现后怒不可遏，扬言要杀徐。徐吓得远遁欧洲，留下陆小曼独自面对丈夫。1925年底，徐得知陆与王已完成离婚手续，才敢回到国内，然后与陆完婚。
大约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也就是从1919到1931年，中国社会流行“恋爱至上主义”，俗称“恋爱教”。知识青年是其中主力，徐志摩备受推崇，堪称教主，声名显赫。现代人几乎忘记，但当年恋爱教声势浩大、旷日持久，改变了中国社会。青年们崇尚西方浪漫主义，追捧雪莱、拜伦、济慈、雨果、歌德、普希金等西方情种们，把爱情视作个人解放标志，主张人要为爱而活、没有爱情的人生不完整等。亲历者回忆，当时知识青年中几乎人手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如果谁不显露维特那样的忧郁，他都不算合格的“现代青年”。但维特为爱而死，只发生在虚构小说里；普希金的死则千真万确，所以他被视为恋爱教终极浪漫偶像。
图16. 普希金(1799-1837)，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为爱决斗，中枪而亡。他的情敌丹特斯是一位法国流亡贵族、职业军人，爱上普希金太太。两人因此决斗，结果普希金死亡。世界文学史上著名诡异事件，多年前普希金出版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其中讲述一场爱情决斗，精准预言他自己的死亡方式，包括决斗起因、情景、季节、甚至天气。左图为小说插图。中图描绘普希金之死。右图是上海衡山路上的普希金雕像，离交大校园不远，初建于1937年，为纪念他逝世百周年，后来被侵华日军和红卫兵两次捣毁，当前版重建于1987年。
就在恋爱至上主义流行高峰期，徐志摩在1921到1926年之间上演了一部个人多情连续剧。他先婚内追求林徽因，再与原配张幼仪离婚，然后与朋友之妻陆小曼谈婚外恋，最后与陆结婚。这一连串情节突破传统道德、惊世骇俗，掀起社会舆论巨浪，广受大众瞩目。但作为恋爱教中国教主，他与西方浪漫偶像普希金之间的差别太过明显、让人无法忽视。当面对情敌时，普希金选择保护妻子，然后主动挑战，明知对方是神枪手，还坚决走上决斗场，迎接死亡。不止于此，他的情敌丹特斯也类似。决斗是短距离互相射击，任何人都可能打死任何人，即使神枪手也远非安全。丹特斯也选择不退缩，直面死亡。而徐志摩收到情敌挑战后，却选择远遁他乡以自保，留下情人单独面对愤怒的丈夫。东西方两个著名事件之间的差别不可谓不大。
一般国人很容易理解徐志摩的选择。对方是正牌老公、自己是偷情者。正牌老公打过来，如果自己不跑，被打死也很难收到同情。何况对方是职业军人，自己硬打也打不过人家。不如先逃跑，让陆小曼单独对付他。小曼是他老婆，他不会下手过重。让小曼说服他离婚，等他们离婚后自己再回来找小曼。这套想法似乎天经地义。但国人看不懂普希金和丹特斯。普希金明摆着找死，何必呢？丹特斯只是找情人，值得为露水夫人赌上性命吗？即使他赢了决斗，闹出人命，普希金太太也不可能与他继续发展感情。他为什么不逃跑？徐志摩的选择、国人的想法，其实都隐含中西方文化对待爱情的深层区别。
简单讲，普希金和丹特斯都认为自己的爱情很高尚，没什么见不得人。高尚的爱超越婚姻、超越生命。但两个人的爱无法共存，其中一方必须死。于是双方决定决斗，然后泰然接受命运安排。
图17. 浪漫主义价值观。价值排序：高尚爱情 > 婚姻 > 生命 > 低级爱情。
爱的阶梯里存在肉体与现实之爱，它们是低级爱情。在长期基督教传统影响下，西方大众都理解，低级爱情的价值低于生命，但婚姻家庭的价值高于生命。具体讲，男人不应该为满足性欲而丢命，但必要时要为保护婚姻与家庭而献身。比如在战争中、或船舶失事时，即使普通男人都能主动把生存希望让给老婆孩子，自己面对死亡。普希金和丹特斯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骄傲的贵族。普希金信东正教、丹特斯信天主教。他们更理解和推崇这套基督教价值观，当然要求自己比普通人做得更好。
什么爱情是高尚爱情、高过婚姻与生命？就是【exp.5】中定义的爱，以对方为目的、忘我无私。所谓忘我无私，就是不计自己现实利益、包括不计生命，也就是超越现实。因为超越现实，高尚的爱只在彼岸世界里，是形而上之爱。传统基督教义笼统认为婚姻神圣。浪漫主义者们进一步深究，婚姻神圣是因为婚姻是基于神的契约之爱，但那只适用于理想化婚姻。现实中很多婚姻参杂其他因素，比如财富、地位等考虑，并不完全基于神，甚至其中没有爱，所以不是完全神圣的契约。当爱情足够纯洁，就接近基督之爱、高尚到超过世俗婚姻。浪漫主义者们追求这种爱情。
每个人的爱情都复杂，混合低级爱情和形而上之爱。人与人区别只在比例不同，具体比例有时连本人都不清楚，外人更难确认。但基督徒们都认同，芸芸众生中只有最虔诚的人，灵魂才足够接近神；只有最真诚的人，爱情才足够高尚，形而上之爱多、肉欲和功利少；只有最优秀的头脑，才能看清自己的爱情；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愿意为爱面对死亡。人人都尊重这样的人，很多人想成为这样的人，但很难做到，原因很多，包括现实成本非常高。普希金和丹特斯走上决斗场，用生命证明自己内心之虔诚、爱情之高洁，因此被全世界景仰，不仅包括西方大众，也包括1920年代中国知识青年群体。
再看徐志摩。他为什么临危逃跑？如果他真爱陆小曼，他就应该直面王赓。即使不像普希金和丹特斯那样决斗，他也应该对外说明自己对陆小曼的感情。按西方爱情原则，爱与真善美义相统一，真爱不会违反道义。他与王本是朋友，他夺朋友之妻，有责任向对方解释，这是道义。《圣经》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真爱没什么好害羞，他应该面对王。按中国传统，君子不做亏心事，如果亏心就不做。他也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逃跑。有一种可能，王已经失去理智。对疯子解释永远不可能说通，不如躲避。如果那样的话，徐志摩应该带陆小曼一起逃走。留下一个弱女子独自面对被嫉妒心驱使的疯子更危险。但徐志摩选择单独逃跑、让陆小曼对付王赓，没有道理，同时违反了中西方道义。
徐志摩的选择，与刘备在长坂坡之战中独自逃命、丢下糜夫人，或刘邦在彭城之战中独自逃命、丢下夫人吕雉等如出一辙，都是把自己的安全看得高过女人的安全。其内心实质也与丰臣秀吉砍杀妻妾、川岛挥别熏子、我同学为前途斩断情愫等一样，都是必须在自己的广义利益与情人之间做选择时，选择前者、抛弃后者。这就是中国和东亚传统男人的思想本质。他们在男女关系里自私。他们对待情人的外在方式无论看上去多么香艳，如徐志摩对陆小曼、川岛对熏子，或多么残忍，如刘邦对吕雉、丰臣秀吉对妻妾，本质都是以自己为目的、把对方当工具，没跳出低级爱情范畴，属于肉体或现实之爱。其实不是爱、而是欲望。
按中国传统思想，徐志摩的行为既谈不上高尚、也谈不上低级，而是唯一选项，他只能这么做。我们祖先不知道形而上的爱情，但把现实男女关系看得很透彻，早认定无论表面上多么温馨浪漫、或冰冷残忍，本质都是追求现实利益。比如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风流情种、“文君当垆”是古代著名浪漫故事。但《史记》一针见血，明确讲相如家贫，听说富家女文君新寡，于是设局接近。刘邦为逃命丢下吕雉，看似无情，但正统史书认为刘邦为成大业，只能如此。这套思想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主流。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觉得徐志摩逃跑正常，反而看不懂普希金和丹特斯决斗，觉得他们是两个傻子、疯子。徐志摩在躲避王赓期间与陆小曼通信，后来整理出版成《爱眉小札》，被中国文坛认为是“极致的浪漫”、代表“刻骨铭心的倾城之恋”、“爱情至上主义的图腾”等。文坛可悲、可怜。虽然先贤们也不懂爱情，但至少看得更深刻。
不但没有形而上爱情，东亚传统里根本没有爱情概念，而且是有道理的。既然所有男女关系最终都追求广义利益，那么它与做生意、找工作、谋生计等其他现实事务没有本质区别，人们也就不需要专门为它设立一个新概念，它也没什么可歌颂的。所以中日古代男女私情都不登大雅之堂。东亚传统把男女关系类同生意关系，生意人之间合作需要契约，男女之间合作需要婚约。好生意人遵守契约，好夫妻遵守婚约。按中国传统，所有男女关系都必须为婚姻让路，徐志摩违反了中国传统。按西方道德，低级爱情不可破坏婚姻，他又违反了西方道德。道义客观存在。他那么聪明，大概早觉得自己理亏，所以不敢直面王赓或公共舆论，选择逃跑避风头。
图18. 梁启超(1873-1929)，张幼仪(1900-1989)与徐志摩(1897-1931)，陆小曼与徐志摩。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家、思想家。徐志摩21岁时，赴美留学之前，经张幼仪哥哥介绍，拜梁启超为师。梁启超也是林徽因父亲的好友。徐志摩在英国追求林徽因时，梁启超在国内听说，对徒弟抛弃发妻、婚内追求新女友的行径非常反感，在1923年写长信给徐志摩，史上著名。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梁启超应徐父之邀作证婚人。又过了两年，林徽因在1928年嫁给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在中国顶层文化圈里，几乎没人真信基督教。但确有一批思想中正、懂得常识的人，比如梁启超。在1920年代科玄论战中，他和张君劢是唯心派核心人物。说来有趣，这两位都与徐志摩关系亲近。前者是徐的老师，后者是张幼仪亲哥、徐志摩大舅子。但他们的思想和著作长期被后世漠视，现已基本被大众遗忘。1923年梁启超在信中劝诫徐志摩，其中讲到:“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梁启超其实在痛批徐志摩，你不应该为自己快乐而伤害发妻。当今青年讲爱情神圣，但都不懂如何获得这样的爱情。你在堕落！
徐志摩回信强力辩解，说自己“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之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徐志摩为解释自己感情，讲到灵魂救赎、灵魂伴侣、灵魂的深邃等。这些观念都不来自中国传统，而来自基督教义。灵魂属于鬼神、或怪力乱神，孔子明确告诫人要远离。西方基督教重视人的灵魂。当时知识青年热捧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家们。而这些文学家追求爱情的理论根据就是基督教义，言语中自然频繁涉及灵魂。徐志摩照样学样。
徐志摩大谈“灵魂”，但他不是基督徒。人若不信神，像他那样万事为现实利益，灵魂只是肉体与现实的奴隶，高谈阔论灵魂又有什么意义？梁启超与徐志摩讨论爱情“神圣”，但两人都不信神、哪来什么神圣？这其实是东亚人严肃讨论爱情问题时遇到的普遍问题。爱情从基督教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任何人要理解爱情，都躲不开基督教核心教义。几千年来中国和日本先贤们那么聪明、伟大，因为没有基督教，都没能发现形而上的爱情，何况一般人？梁启超与徐志摩都不懂基督教义，所以讨论浮于表面，没谈出个所以然。可惜后来的中国文人们还不如他们，甚至没意识到爱情依赖基督教观念。
徐志摩外表西化，但骨子里依旧是个传统中国男人。他虽然渴求爱情，但没能完成必需的内心升华，所以与其他千百万普通人一样，不懂什么是忘我的高尚爱情。在他和陆小曼结婚典礼上，梁启超评论他，“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徐志摩所谓“多情”，实质就是简单的用情不专，不值得别人崇拜模仿。作个普通人并不算大错，但他硬要打肿脸充胖子，想当中国的雪莱、普希金，享受大众膜拜，于是变成了东施效颦、贻笑大方。现在还真有一些人推崇他为中国情圣，他们太容易被忽悠了。
【待续】
第四篇 川岛应该追求熏子吗？
在交大读书时，我曾与一位江苏籍同学私下交流。他说到高中时与同班一位女生互相喜欢，但都心照不宣，因为都不知道能考上哪所大学。高考后他来到上海，女生留在本地，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当年他讲这个故事时觉得理所当然，“我俩怎么可能？如果和她谈恋爱，毕业后我就得回家乡，但我不想回去”。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来自中小城市。他从小梦想到上海读大学，然后留在上海工作。他父母也这样希望。后来他心想事成，全做到了。几年前我们重逢，人到中年，谈起各自婚恋，又讲到他高中时那段没开始的感情。他突然叹息，“真后悔我那时太胆小！可惜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社会流行类似情绪。比如成年后参加各种同学聚会，总有已经结婚的人主动与当年错过的暗恋对象联系、试图再续前缘。这些人与《伊豆的舞女》中川岛类似，年轻时喜欢某人，同时也看清局势，如果在一起必然伤害前途，于是决定放弃。但多年后回味，又怅然若失，疑问自己是否错过了人生中最美的姻缘。我评论他们为前途斩断情丝，本质上与丰臣秀吉为夺天下砍杀妻妾一样。那么按现代爱情原则，是否他们当时应该不顾前途、勇敢追求暗恋呢？其实不然，至少没那么简单。
这位江苏籍同学高中时情窦初开，但对未来人生已有清晰认知。他出身普通家庭，从小就知道留在家乡没前途，父母和他自己都希望他趁高考离开小城市去上海。假如他当年真与那位高中女同学婚恋，这套计划就会落空。再说，女生喜欢他，很大原因是他功课好、预测他以后会成功。如果他回到小城、变得平庸，女生也会失望，很可能不再爱他。爱情发于感性，但必然进入理性。在爱的阶梯中，只有爱肉体之美在现实、属感性，其他高级的爱在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是个理性世界。爱情不是愚昧人的专利。所有形而上爱情都是理性的，与鲁莽不兼容。这位江苏同学选择放弃高中女生、前文中上海籍同学放弃美女导游、以及川岛放弃熏子，都是理性战胜感性，都没什么不对，即使不是唯一正确选择。
【exp.63】川岛放弃熏子，属理性战胜感性，没什么不对，即使不是唯一正确选择。
心智成熟的人看川岛对熏子的感情，确实甜美，但不足以为之放弃前途。打个比方。我小时候中国还非常穷，粮油都限量供应，一般人收入仅够基本吃穿。记得在1970年代初，我大概5、6岁，第一次吃到东北的“绿豆糕”，真是齿颊留香、三日不绝，觉得简直是神仙食物。我父母知道我们孩子爱吃，但不愿多买。因为几块小糕点，价钱相当于全家数日开销，他们负担不起。我们孩子也懂，自觉不要求。再比如上小学后，我与小朋友们太阳落山后还在外面疯玩，有时会被父母抓回去，因为第二天要早起上学。我有时会哭，但心里也知道父母做得对，上学比瞎玩重要。
川岛感受到熏子的美，类似孩子感受到绿豆糕的甜美，本质感性、没升华到形而上的美。川岛对熏子的爱，类似孩子玩游戏时的兴奋上头。川端康成竭力辩解那不是性欲，也许勉强说得过去。但即便不是肉体之爱，也还属于现实之爱，不是形而上之爱。川岛认真比较后，在心底里发觉自己对熏子的喜欢虽然强烈，但比不上对美好前途的向往，于是决定放弃熏子。在川岛心目中，熏子与前途都在现实里，他对二者的喜欢都是现实之爱，按【exp.5】中定义，都属于欲望、不是爱。川岛对美好前途的欲望高于对熏子的欲望，在他心中这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类似地，江苏同学放弃高中女生、上海同学放弃导游、丰臣秀吉放弃妻妾、刘备放弃糜夫人等，也都是两项现实欲望之间的真实对比，没什么不对。如果时光倒流，他们重新面对当时状况，还会做同样选择。
为什么这位江苏同学现在有点后悔？大概因为时过境迁，他忘记了当年局势全景。即使在青少年时代，很多聪明人在面对重大问题时也会通盘考虑，最后抉择其实包含深刻道理，即使本人当年没意识到、过后也忘记了。爱情、人生、前途等紧密相关，都很严肃。每一项都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了，人将真的痛苦难受。所以讨论爱情必须严肃，不能像金庸写武侠那样天马行空，或像张爱玲、琼瑶写爱情那样肤浅虚假。
东亚文学极力在原生文化里寻找爱情，于是把目光投向少男少女朦胧之爱，如《伊豆的舞女》和《边城》。东亚老百姓极力在自己生活中寻找爱情的踪影，于是想到学生时代的暗恋。但这些所谓爱情其实都是现实之爱，本质是欲望、不是爱。东亚人常犯类似错误。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不存在形而上之爱，他们只认识肉体之爱或现实之爱。他们看西方爱情文艺，看不到或看不懂其中的形而上之爱，只看到西方人大方享受肉体与现实之爱、于是羡慕。但他们又觉得肉体之爱露骨、违反自身文化传统，于是转向较为含蓄的少男少女朦胧之爱、校园暗恋等。他们又看到西方人把爱情说得那么美好，于是也照样学样，把朦胧之爱、校园暗恋等想象成世上最美。
问题是，这些现实之爱并非最美，稍具理性和成熟心态的人都看得出。比如川端康成把川岛与熏子之爱写得绝美，如果是真的，川岛就应该不顾一切追求，但川端康成自己都不敢那样写。再比如我的同学们，在高中或大学时就都知道不能为暗恋、或萍水相逢的女生牺牲自己前途。于是这些东方爱情叙事崩溃。西方文化终极归于神。西方文艺允许、甚至歌颂肉体与现实之爱，因为那是爱情阶梯第一步，可作为人追求形而上之爱的起点。中国传统最高原则是忠孝，日本传统大同小异。两国精英都最重视政治，因为那是社会最大利益之所在。但男女私情与忠孝、或政治都关系不大，所以被东方传统轻视。东西方传统各自逻辑自洽，但互相不兼容。现代东方人被夹在中间，无所适从，只得在两个传统中各取成分、拼凑成自己的爱情观，因此不能自恰，显得肤浅、虚假。
【exp.64】现代东亚爱情观无法自洽，表现出肤浅和虚假。
A. 什么样的爱情值得追求？
作为现代东亚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享受那种值得不顾一切、放手追求的爱情呢？1989年六四运动之后，我原有世界观崩塌。我看到不仅政府残暴，民主派也丑态百出，用行动表明他们实际追求权与利，自由民主只是幌子。我本来尊重的老师与同学们，几星期前还满嘴民主自由，北京镇压后立刻转向。大家曾共同要求自由民主，其中一些人死了，我们却活着，我们亏欠那些死去的人。我深觉亏欠。但无论学校里还是社会上，人人急于撇清关系，周围同学们急于找工作和进入体制，看不到谁羞愧或反省。就像养鸡场里的鸡，身边其他鸡被杀，它们却还热烈地争抢食料，头脑里只想下顿吃啥。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关系亲近，但这次一下子看清他们内心，我严重排斥。
在运动之前，我与同学们一样，最关心未来职业发展。我根本没做选择，因为不知道还有其他选项。运动之后，我被审查，很可能将被长期打压，前途受到严重威胁。按常理，原来人生规划突然变得不可行，我应该更关注寻找新出路。但我毫无心思。与一群鸡共处一笼，即使看上去热热闹闹，又有什么意义？我原本不知道人们如此冷漠，还以为他们内心都藏着良知与尊严，才希望在他们组成的群体里向上发展，争取被他们尊重。现在却发现他们没有良知、甚至没有内心，只有想吃下顿的本能，类似动物或机器。我不再信任社会和人，从根本上失去向上爬的动力，对事业前途全没了兴趣。被有良知的人尊重才宝贵，被机器或动物尊重没意义。机器和动物也不可能真正尊重谁。原来的人生观不适用了，我心里空荡，惶恐地寻找新的主心骨。我开始去教堂和读《圣经》，在神里找到撑起内心的支柱。但人们如此卑劣，社会对我依然缺乏意义。
这时我遇到后来的太太。恋爱中我发现她的美、她不畏世俗的勇敢与坚定。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丑陋世界里唯一的美、昏暗社会中唯一的光。让我为她放弃事业、前途等，我一点困难都没有。就如同为美味佳肴放弃馊饭，理所当然，我迫不及待。她也扭转了我对社会的悲观。我俩都是普通人。恋爱前或恋爱初期，我看不出她是否勇敢或坚定，只有深入接触、共同经历风雨后才可能发现。我逐渐看开，其他人心里也可能潜藏类似美德，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我没机会与他们深入接触、所以没看到。于是我慢慢恢复对周围人与社会的希望，觉得即使当前丑陋败坏，未来还有机会变美变好。又因为她渴望结婚、围绕未来婚姻家庭有正当需求，我才重新发现自己事业前途很重要。
生活中我没遇见谁表露过类似心路历程，在大众熟悉的东亚文艺作品里我也没找到类似情节，但我在西方文学中找到共鸣。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故事发生在18世纪德国，男主角维特来自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但身边环境守旧压抑，让他找不到生存意义。他来到乡村，遇到女主角绿蒂，美丽、纯真。维特疯狂爱上绿蒂，不惜背离家庭和社交圈、不计职业前途、最后放弃生命。这一切并非因为绿蒂太漂亮、迷得维特神魂颠倒、智商降低到零，而因为绿蒂表现出没被现实污染的美好品质，让维特重新找到生存意义与希望。
人是否投身于现实生活，其实是个选择。我在六四之后第一次意识到这点。现实可以丑陋到我宁愿退出。我没想过自杀，大概因为我在心中遇到神。但我理解维特为什么自杀，或哈姆莱特为什么感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人有“不加入”的选项，人需要理由才选择加入现实，再需要理由选择努力向上爬。人用这些理由评判现实，说明这些理由、以及理由背后的理性本身，必然都在现实之外、超越现实。对于维特，那个理由乍看是绿蒂，仔细看是绿蒂体现的美好、或者说是维特对绿蒂的爱情。美与爱都超越现实。对于六四之后的我，那个理由是后来的太太，或者说是我眼里她的好、以及我们的爱情。因为爱她，我才觉得现实有吸引力、在现实中获得成功有意义，而不是我渴望获得成功、然后发现她对我成功有帮助。这样的爱情值得我不顾现实去追求，因为现实对我的意义依赖这份爱情、而不是爱情依赖现实。维特运气不如我好，他发现他与绿蒂不可能，于是失去加入现实的理由，选择自杀。而我太太在巨大风险下答应了我的求婚，让我看到生活与工作具体代表什么。
【exp.65】“生存还是死亡？”其实是每个人的问题，包括中国人。
再看《斯巴达克思》。斯巴达克爱上瓦莱里娅、为爱情不畏牺牲生命干革命，远不只因为瓦莱里娅容貌姣好，更因为斯巴达克在爱情里理解了自由与尊严。他本是奴隶角斗士，每日为生存与人拼命，不会多想远离现实的自由、尊严等抽象问题，就像满清奴役下的绝大多数汉人、或六四后必须生活在暴政里的国人们。他不像维特，没想自杀。但他原本将作为卑贱的奴隶过完一生。这时他遇见瓦莱里娅，感受到她的高贵与尊严。他爱她，希望与她相配，甚至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所以不能继续忍受做奴隶，觉得必须拥有自由与尊严，即使这样做将危及自己生命。不但是否投身现实是个选择，如何参与现实、参与什么样的现实，也都是选择，也需要相应理由。斯巴达克选择有自由与尊严地参与现实、选择让现实中每个奴隶都有自由，理由就是他与瓦莱里娅的爱情。他愿意为这份爱情舍命，因为那是他追求自由与尊严的起点和力量源泉。爱情让他认识到，有自由与尊严的短命，胜过卑贱奴隶的长寿。
【exp.66】有自由与尊严的短命，胜过卑贱奴隶的长寿。
只有西方文学描写这种超越现实的爱情，中国文学里几乎没有。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专注现实，认为现实就是全部世界，所以人只能参与现实，没有不参与现实的选项。我在六四之前没想很深，思想言行以这套原生文化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不假思索地、下意识地接受它。大概绝大多数人与那时的我类似。这样的人自然觉得唯物论容易理解，因为唯物论认为现实决定人想法，也就是从最根本意义上讲，人没有离开现实的选项。但西方基督教认为，世界不但包含现实、还包含彼岸世界。在基督教文化里，人是否投身现实变成了人的选择。哈姆莱特感叹生存还是死亡，其实就是在权衡这个选择。不但如此，西方人认为只有神永恒不变，现实可以改变，神可以改变现实，并且神经常通过人来改变现实。也就是说，人有能力改变现实。所以人如何参与现实、参与什么样的现实，也都成了人的选择。形而上的爱情来自神，就是神给予人的召唤或号令，引领或教导人是否参与现实、如何参与现实、参与什么样的现实。这样的爱情值得人不顾现实去追求。
【exp.67】形而上的爱情是神给予人的召唤或号令，引领或教导人是否参与现实、如何参与现实、参与什么样的现实。这样的爱情值得人抛开现实去追求。
B. 所有人都可以有爱情
主流东亚文学家们不理解形而上的爱情，甚至想象不出。但形而上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值得人不顾一切去追求。东方人与西方人一样，都可以享有这种爱，关键是要学会以对方为目的，贡献自己、甚至牺牲自己，而不计回报。但主流国人不理解、拒绝接受。记得有次谈及相关话题，一位同学坚定地说，“我教育自己孩子，任何人教你牺牲你的利益都是骗你，如果他教你为任何主义或理想牺牲生命，他绝对是坏人”。其他人马上同意，说人生终极目的就是个人幸福、幸福就在现实里。
这种幸福观不正确，因为现实之外另有一种幸福，比如人第一次理解微积分、或听一首好音乐、或读到一首好诗时的快乐。我还记得中学时代第一次理解牛顿三大力学定律时，我经历近似惊恐的狂喜；还有父亲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诗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他非常震撼，兴奋地与我分享。这些都是超越现实的喜悦和幸福。人在贡献自己、为爱的人或自己的信仰服务时，也可感到类似喜悦与幸福，而且这种不依赖现实、本质来自彼岸世界的喜悦与幸福可以比来自现实的更长久、健康、和强烈。但中文里甚至没有相关表达。英文叫Beatitude，意思是“神赐予的心灵之福”，或Ecstasy、Bliss，两词都代表感知到神意时的内心狂喜。它们有别于Happiness，一般指现实里的幸福。爱情为人带来的最高幸福就是这类来自神的心灵之福、或人感知到神意时的内心狂喜。
【exp.68】追求形而上的爱情有回报、人会感到幸福，但不是主流国人以为的现实回报或幸福。
用自己作例子讨论爱情，总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是个普通人，内心绝非纯洁、或高大上，见过自己的软弱和彷徨，并且还清晰记得。但看到亲人、朋友、同学、和同民族人民愚昧，是一种痛苦，让我更难受。当然，这种痛苦并非现实得失，而是BEATITUDE的反面、是缺失BEATITUDE。总的讲，写作对我没什么现实好处，赵紫宸就是前车之鉴。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从来没对说刺耳真话的人客气过。具体讲，连原来的同学朋友们都因我的文章而不高兴、默默与我疏离。那么我求什么呢？我年轻时孤独，找不到与自己类似的人。所以我总想象在中国的某个角落，一位与我完全没关系的青年，正经历我曾经历过的软弱与彷徨，不经意间通过网络读到我的文字，内心产生共鸣，知道世上至少还有另一个人与他相似。这就是我想要的回报，与现实无关，属心灵之福。真理，到哪儿都是真理，无所谓东西方。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也可以理解并享有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的爱情。西方文艺有帮助，但文化背景不同，常让人觉得与中国情况遥远。所以我要谈自己，因为爱情主场地在人心里，而我最熟悉我的内心。
【全文完】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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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骆远志，2025，漫谈美与爱情的哲学意义，https://lyz.com/beauty-love/
- 骆远志，2018，爱情的简单道理，https://lyz.com/theory4love/
- 骆远志，2017，雪梅和我—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https://lyz.com/xuemei-and-I/
- 邢福增，2019，中國神學家趙紫宸的愛情故事，https://www.inmediahk.net/中國/中國神學家趙紫宸的愛情故事
- 北村透谷，1892，《厌世诗人与女性》，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157/files/45237_197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