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时，母亲是暖阳

在农村

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我与一帮小孩儿正在家门口马路上玩儿，我妈从屋里向外推开门，伸出头对我喊，“回家吃饭！”我正玩儿得高兴，舍不得离开，却不敢违抗妈妈，就赶紧跑回屋，从厨房的大黑锅里抓起一个玉米饼，然后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向外冲。那时我大约3岁，已经在农村呆了两年，完全不记得城里的样子。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封信，并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于是这封信变成了“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根据这个指示被下放到农村。我家去的地方叫吉林省磐石县土门子村，当时叫土门子生产队。我们租住在一间农民家的平房里。房前有个小院儿，院外是土马路。房子中间是共用厨房，左右各一间房。我家住在左侧，房东一家住右侧。那时我妈刚生了妹妹，所以从早到晚都在家。后来她经常说，我玩儿得高兴时，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子下挂两条长长的鼻涕，总是跟在大孩子后面疯跑。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妈永远是柔和的。她叫我做任何事，我都有一点变通余地。比如她喊我回家，我总可以再多玩儿一小会儿；她叫我吃饭，我可以抓个大饼，马上再跑出去。她可能在后面大声责备我，但不会真追上来把我揪回去。我晚上回家，她也不会再提白天的事，好像都忘了。有她在家看管我，我可以从早玩到晚，天黑了就回家吃饭、睡觉，一天下来非常开心。

在农村那段日子里，关于我爸的记忆很少。后来他总结，那时他非常忙，很少呆在家里。与我家一起下放的其他大学老师们，到了农村后大多心灰意冷。东北的“五七”政策很左，被下放的人都被取消城市户口，计划不久后工资也将被取消，他们将完全变成农民。所以大家没了盼头，士气低落，能装病就装病，不愿出工。但我爸不一样。他有“历史政治问题”，很早就在城里挨整。几乎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被单独揪出来整一遍。那个年代，运动又特别多，基本不间断。到了农村，生活条件很差，却也让他远离整他的人，所以他反而觉得轻松了。他还年轻，才三十几岁，还寄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组织和周围人接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真的与农民小伙子们一起下地干农活，还和他们比谁干得又快又好，所以村里人喜欢他。东北农村很落后，我们所在的那个大队又偏远，识字的人没几个。我父亲就变成了大队里的会计、赤脚医生、板报宣传员、木匠、理发师，等等，所以他每天忙得很。

大概因为耕种季节改变，父亲突然开始回家吃午饭了。记得一次他在饭桌上随便说了一句，“某某家的孩子都睡午觉，以后你每天也要睡午觉”。这就是我一生痛苦的开始。每到中午我就不能再与其他孩子们玩儿了。我躺在炕上完全睡不着，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等我爸宣布我什么时候可以起床。那真是漫长而痛苦的煎熬！我失眠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毛病延续到今天，我已不抱幻想今生能治好了。反正只要我爸在家，我就全身紧张。他说的话都是命令，我妈也不会帮我变通，我就只能照单全收。所以我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爸赶紧出门离家，等我晚上睡着了他再回来。

1971年，政治局势突变，五七政策开始松动。从1972年夏天开始，散布在东北各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们陆续收到通知，他们将被调回城，重新进入原单位上班。自然也没人再提要取消工资的事了。大多数被下放的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为什么突然改变，只是很听话地接受上级安排，内心为能回城而欣喜若狂。我们现在知道，起因是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坠机，葬身于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但中央迟迟不公布这件事。

回城的时候，因为从村子到火车站的车辆安排不过来，我妈带我姐和我妹先离开，我爸带我后走。我们计划在磐石县城换车时汇合，然后一起回吉林。我那时不到4岁，很怕我爸。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一声不敢吭。小火车上人不太多，我有机会躺在3人座椅上睡觉，但是在睡梦中被挤醒，发现我爸也躺在座椅外侧，背对着我睡着了。他巨大的身躯挡住我的视线，昏暗中我大概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幽闭恐惧症，但又不敢把他叫醒，就只能一路忍着。那种难受的感觉我现在还记得。

到了磐石县城，中间有一小段空白时间。爸妈就商量，说在下放这几年里，我们家一直没照过相。尤其是我，相对于我姐，我的童年缺少很多照片。所以想趁这个机会赶紧拍照留念。我对这一路上的所有事都感到陌生，不知道照相是啥意思，心里害怕，不想进照相馆。我爸妈就轮番劝我，说就是走进那个门，对着那个机器和机器后面的那个人笑一笑。但我还是怕生，就使劲哭。我爸等不及了，开始打我。我只好屈服，一边哭一边拍照，留下了家里一张著名的、我在哭的照片。

回到城市

回到吉林之后，我的记忆开始丰富起来。每天早晨父母上班，姐姐上学，我和妹妹被反锁在家里。当时的家其实只是一个房间。按现在的标准，这种做法很危险，简直不可思议。比如如果着火了，我们绝无逃生的可能。但在当时这很平常，很多有小孩的人家都这么做。好在大学老师不坐班，我妈经常回家看我们。后来我和妹妹都长大一点，我家搬进一套一室半小公寓，与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有段时间我去托儿所，但非常憎恨，每天早晨都要在托儿所门前演出一场生离死别和声嘶力竭。一边是女老师用双手紧抓我一只手，防止我挣脱；另一边是我一只手紧抓我妈身上的任何东西，防止她挣脱。我整个人摆出一个“大”字，唯一的自由就是大声哭喊，唯一的寄托就是更大声地哭喊，到现在还记得我妈背影远离时我心里的绝望。大约过了半年，父母终于屈服了，我不再去托儿所，开始了脖子上挂钥匙的生活。感谢他们迁就我！从此我每天手拉着很小的妹妹，在大学家属区的大院里与其他孩子们一起疯玩儿。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每天眉头紧锁，脾气很大，这个时期尤其如此。在当时的大学里，造反派掌握最高权力，政治口号还是“阶级斗争”。所有事情都由“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和军代表做主。回城后，父亲又回到原来的环境，处处被打压。他的工作安排不合理，我家的住房等生活条件也差。周围人都知道他有历史政治问题，经常会显露出轻蔑，时不时还有人欺负我们。父亲有时控制不住脾气，与人冲突。而母亲已经学会息事宁人，忍气吞声。

图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3年，我家回城后不久。当时姐姐大约10岁，我未满5岁，妹妹大约两岁。我还依稀记得那天的情况。父亲因为一个小手术住院，几天后出院。我妈带我们去迎接他回家。他见到我们，说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家又很长时间没拍照了，就趁这个机会在松花江边拍了这张照片。照片里父亲人很精壮，但一脸阴沉，双眉间挤出深深的“川”字，完全没有笑容。其实那天他还算比较轻松的。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他的精神状态。我习惯于觉得“我妈就是我妈，永远最好”，从没好好端详过照片里她的样子。现在仔细看，发现她当时就是一个落魄者的妻子。我爸郁郁不得志，家里难免百事哀，我妈身上已找不到年轻时的风采。

严父慈母

我有时在家里挨揍。当然打我的永远是父亲，我不记得我妈打过我。当时家长打孩子非常普遍，尤其是打男孩，被认为是必不可缺。与邻居孩子们相比，我挨打程度属于中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一次我爸打我，我一边哭一边喊，“我不要呆在这个家了，我要离家出走！”其实每次挨打，我都有这个念头。挨打多了，这个念头就越来越清晰。以前不敢说，这次终于说出来了。我爸愣住了，想了想说，“行，那你先把爸妈给你的东西都留下，然后再走”。我说，“行！哪些是你们给的？”于是他说一件，我就脱一件，直到身上只剩下短裤和鞋，我只好屈服。但从此之后，这个念头我一直不忘。我要离开家，远走高飞。

从小我和妹妹都理所当然地觉得，姐姐的事是家里大事，而我俩的事都相对次要。我有了孩子后就理解，老大在父母心目中地位特殊。我家刚回城时，我姐还在读小学，我妈经常对我爸念叨，我姐那么纤弱，以后上山下乡可怎么受得了？“上山下乡”是当时的政策，要求城市孩子中学毕业后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质就是当农民。我姐读初中时，父母开始说她有心脏病。我妈吩咐她，要告诉学校老师，自己有心脏病，不能参加剧烈运动或学农劳动等。后来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这个话题在家里也莫名消失了。我读初中时偶尔和我姐谈起。她说她小时候有一次查出心律不齐，父母就拿这份医院化验单借题发挥，说她有心脏病，为将来逃避下乡制造舆论，其实她没病。那个年代的政策是，每个家庭最多只能留一个孩子不下乡，我姐不去就轮到我和妹妹。在家里提及此事时，我妈对我和妹妹说，“嗨，那时你们还小呢！谁知道轮到你们下乡时，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儿？”

姐姐与父母也特别贴心。在我还没上小学时，有一天她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咱爸特别好看，比大院里所有男的都好看！”姐姐一直以父亲为荣，比如全家逛街时，她经常满脸骄傲地说，“咱爸1米78，比街上的人都高！”父亲每天埋在书堆里，所以我们家很少一起逛街，只在春节前采购时才可能。那个年代物资极端缺乏，在商店里买年货需要拼抢。这里的“拼抢”是事实陈述，没一点夸张。身强力壮的男人需要像打仗那样拼抢，才能买到想要的东西。我爸挤进商店，我妈带着孩子们远远地站在喧闹的街边等他回来。我姐就教我，要向上看，只要注意街上个头高的人就很容易发现父亲。那个年代的国人，平均身高比现在矮很多，父亲在东北人里也算人高马大。后来我姐还说过很多次父亲好看。比如唐国强是当红小生时，她就说过，“唐国强没咱爸好看！”但读小学前那次确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爸好看。我还很诧异，因为从没注意过、也从没想过我爸是否好看，还纳闷儿怎么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爸洗脸，我站在旁边偷偷从下向上看。他摘下眼睛，用毛巾使劲擦脸，呲牙咧嘴。我看到他深陷的眼窝和高耸的鼻梁，觉得他不带眼镜的样子很陌生、有点可怕，一点都不好看！

但我对我妈的印象就大不一样。我觉得我妈最好，她一切都好，包括好看。我五六岁时，有一天我妈在大院里与几个街坊邻居闲聊，我一个人在不远处玩。她们全是年龄相仿的妈妈，开始争论养男孩儿好还是养女孩儿好。当时社会很传统，普遍更重视男孩，但一些思想“前卫”的家长发现养女儿更合算。在家里，我没感到自己重要。但在家外，邻居们都把我看成我家最重要的孩子，因为我是唯一的儿子。其中一个妈妈指着我对我妈说，“别看他现在黏着你，等他长大娶了媳妇，他就听媳妇的话，把你这个当妈的忘了！”然后一帮人吵成一团。不一会儿，有好事者招呼我到她们身边，当着我妈面问我，“你长大后娶了媳妇，是跟你妈更亲，还是跟你媳妇更亲？”我由衷地大声回答，“当然跟我妈更亲！”惹得她们大笑。

我觉得这还用问？未来的媳妇是外人，我都不认识。为什么要为一个不认识的外人疏远我最亲爱的妈妈呢？傻子才会那样做！这种想法在我心里非常清晰和牢固，直到13、14岁时我第一次喜欢上女同学，才突然直觉地懂了，有一天我要与心爱的女生在一起，共度余生，不得不远离父母。我读中学时，父亲在家里谈起《论语》中的名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就有了隐隐的负罪感，不确定如果我与心爱的女生在一起，可不可以远游？如果远游，算不算“有方”？我觉得孔子不认为算。大学毕业后我读《圣经》，其中第一篇《创世纪》里说，“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我立刻觉得《圣经》才说出了人的本心，不再为自己想独立于父母而心怀负罪感了。

母亲对我影响非常深，深得经常超出我的理解。比如我年轻时就发现，关于女生是否漂亮，我的看法常与别人很不一样。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学时，我觉得电影明星里山口百惠和邓丽君比林青霞漂亮，结果被其他同学笑话，因为他们觉得前面两个人都有明显缺陷、而后者才是大美女。当时我不懂其中原因。直到四十几岁以后，我才慢慢理解为什么。对我来说，谁更接近我妈的形象谁就更亲切，我就觉得她更漂亮。山口百惠和邓丽君给人一种温暖感，她们好像准备好了去温暖别人、爱别人，有点像小时候我妈留给我的印象，而林青霞则基本没有。

父母吵架

那个年代，夫妻吵架很平常，没人当回事。在吉林的马路上，时而会遇到男人爆打老婆，也有女人一边哭一边用污言秽语大骂老公。在我们的家属大院里，知识分子夫妻吵架、打架也很平常。记得读小学前，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小朋友到其中一个人家里玩，期间他父母突然开始打架，狭小的房间里怒骂声震天撼地，东西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几个开始有点害怕，但那个孩子本人继续玩，仿佛完全没看见或听到他父母在打架。我们看他那么镇静，就又玩儿了一会儿，但后来实在受不了那个气氛，起身要走。那个孩子还不断挽留我们，说不用在意。

我父母偶尔吵架，但还算吵得少的。当时我不理解背后的原因，只看到吵架的导火索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觉得他们莫名其妙，何必要吵？有一次吵架后，父亲搬到教工单身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妈自己不出面，让我姐带着我去找他回家。我爸见到我们后不置可否，过了一会儿让我们自己回家。我妈再找几个邻居同事劝我爸回家。我爸回家后，他们两个人还继续谁也不理谁，过了一两天才恢复正常。

每次吵架我妈都哭得很伤心。我看到了，就特别同情，心里总站在她一边，怪罪我爸，但不敢有任何表现。因为我的经验是，等他们和好了，我妈总是护着我爸。有一次他们又吵架，我爸去单位了，我妈红着眼，拉着我的手出门散心。当时大学周围就是郊区，我们脚下是土路，身边是小山丘。我尴尬地低着头，与她并排走，不敢吭声。结果她突然叫了我一声，语气欢快，让我惊讶。我抬头从侧面看到她的脸，到现在还记得。她的眼神里竟然充满喜悦和兴奋。她说，“儿子呀，你知道吗？你爸有多好，我嫁给你爸就是运气好！走，我给你买饼干去！”

小时候，父母是我唯一熟悉的夫妻。我看到他们互动的很多细节和片段，但因为没有对比，我不知如何描述或评价他们的关系，并且自然以为所有夫妻都像我父母这样。长大以后，我看到更多夫妻，才发现我父母多么特别。在我所知的女人中，我母亲是最敬重自己丈夫的妻子。母亲崇拜父亲，觉得父亲非常优秀、比谁都优秀，只是因为不公正的原因被压制。母亲对父亲因敬生爱，又敬又爱。但是父亲当时不知道、或者没注意。因为他在单位里混得不好、处处被人欺，自卑还来不及。他不懂老婆和孩子们把他看得有多高。

我从小体会母亲对父亲那种生死相许的感情，但因习以为常，反而没当回事。离家读大学时我还觉得终于自由了，要活出自己的样儿，不希望自己像父母。大学期间我逐渐看懂社会，发现很多妻子鄙视自己的丈夫。即使婚恋完全自主，她们依然觉得嫁亏了。原来女人即使不爱男人，也可能与他恋爱、结婚、生子，而且绝不离婚。她们与我母亲太不一样了，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完全不懂她们为什么那样行为。不只惊讶，我甚至因不理解而惧怕她们，于是近乎本能地在意女生是否看重爱情、是否忠诚于爱情。区分的方法经常也简单粗略，就是看她做人做事是否类似我母亲。

有些朋友遇见心仪的女生，就想尽各种手段“把她弄到手”，不顾及她内心想法，仿佛“把她弄到手”就是男生在爱情里的终极目的。很多电影和小说里也有这样的描写。我不以为然，觉得如果女生不爱你，你“把她弄到手”，以后想甩都甩不掉，岂不造成你自己的人生灾难？让心仪的女生了解你、敬佩你、然后爱你，才最关键、也最困难，才应该是男生求爱的目的。父母潜移默化地在我心里埋下一个观念，就是在好夫妻之间，丈夫要像父亲那样优秀，妻子要像母亲那样敬佩丈夫、真心爱他。以前我发现别人不这么想时还觉得奇怪，不懂为什么他们与我的想法不一样。现在觉得那是因为我父母独特，我受他们的影响太深。

我成家、有了生活经验之后，开始理解那个时期父母为什么吵架。记得我在读博士时，学业压力巨大，而奖学金很少，不够养家。我太太生孩子，照顾孩子，同时工作赚钱，赚得还比我多得多。那时我就有点自卑。而自卑常与骄傲交织在一起，自己都不容易分辨。人经常用外在的骄傲来弥补和掩饰内心的自卑。那时我们也吵架，吵架时我太太也爱哭，我大概也厉声厉色。但实际上我因拖累家庭而自觉劣势。我表面的厉声厉色就是因为内心自卑。有了自己的经历后再回头看父母。我们全家因为父亲的缘故下放农村，回城后他的工作不顺心、处处被压制，这些事他当然都懂。他自视甚高、自我要求更高，不愿承认自己拖累家庭。于是他既骄傲又自卑，骄傲与自卑在心里冲突，造成他每天脸色阴沉、脾气恶劣，家里自然会吵架。

大环境悄然巨变

林彪外逃发生在1971年9月，之后这件事只在很小范围内传达，直到1973年8月才由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在中间的两年里，各种小道消息、“谣言”，从海外渗入，在民间口耳相传，推动政治局面悄然巨变。在1960年代初，林竭力把毛树立成神，大家相信了。几年后毛拣选林作接班人，并写进1969年版党章和1970年版宪法草案，大家也听从了。结果纸墨未干，林就变成了罪大恶极的人，而且说他不是突然变坏，而是从来都非常坏。如果林真的坏，为什么毛选他做接班人？如果林不坏，为什么毛要斗他？原来的说辞兜不住了。老百姓在疑问，为什么毛连续弄死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最好的朋友？如果只杀刘，大家还可能以为是刘太狡猾、一时蒙蔽了毛。但是连续斗死两个，要么毛太容易被蒙蔽、要么毛太喜欢弄死人。无论哪种情况，毛都不像神。很多人心中的神话因此破灭，不再相信官方宣传，但都不敢说出来。

在大学里，工农兵大学生们不再像文革早期那样热衷于证明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了，也不那么积极地斗资批修了。理性开始回归，他们希望在宝贵的大学期间学点真本领，开始自发抵制文革中占领讲台、水平低下的老师，公开要求他们认为有学问的老师给自己讲课。我父亲于是变得备受追捧，竟然好几个班级同时点名他讲课。学校里掌权的人不同意，学生们就在上课时把教室门锁上，集体罢课表达抗议。文革时学生造反被看作是最标准的“革命行动”，没人敢强硬压制。于是学校屈服，我父亲变得忙碌起来，同时教很多班。虽然他还位卑言轻，但觉得自己有用了，心情舒畅很多，我们家里的气氛也随之大幅变好。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是一排大平房。有一次课上到一半，房子突然起火。起火点是仓库，就在我上课教室的隔壁。一位女老师慌忙冲进来，喊我们逃出教室。她女儿就在我们班上，当时也在教室里。我们跑到露天操场上，眼见火势愈烧愈旺，火焰熊熊，吞没半栋房子。所幸大家撤离得及时，无人伤亡，感谢那位老师！父亲是最早赶来的家长之一。在人群中我们对视时，他脸色一下子由阴转晴、充满喜悦，我至今记得。然后他带我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我因刚经历过一次险情而兴奋，他则很轻松、很高兴，我们有说有笑。在我记忆里，那个时期他很少这样心情愉悦。

有一天我在家里做作业，算术题里讲到地主剥削贫农，拿走多少粮食，还剩多少粮食之类。父亲看到了，就随口对我说，农村里的地主和贫农本来都是差不多的人。其中老实人赚了钱就存起来买地，才成了地主。而那些懒汉赚到一点钱马上花掉，就没钱买地，成了贫农，只好为别人种地。我妈在旁边听到了，眼睛睁得大大的，赶快凑过来把我爸拉到一边，小声说，“何必对孩子说这些话？”我爸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顶嘴道，“这有什么？这是事实。”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心里大概懂得他们各自的意思。我妈觉得我爸说话太危险，我爸觉得在家里对自己儿子说，也没什么。

父母管钱

我开始看懂一些父母性格方面的区别。父亲做事严谨、一丝不苟，迥异于一般人。我母亲则是东北人性格，注重人、希望自己融入环境、融入人群，但做事大大咧咧。比如在家里，我爸每一两天就要打扫卫生，而且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做。他要清理天花板的角落、吊灯上的电线、柜子顶部、书架上书籍的里侧、床下面最远的床腿与墙的夹缝处，等等。我妈和孩子们都不会想到那些地方，我爸也不放心我们做。再比如，他和我妈都是大学老师，家里到处堆放着学校发的纸笔之类，他却严格禁止我们孩子用。有一次在学校里，我对老师随便提起我爸不让我用单位信笺写作业，没想到老师大为惊讶，坚决不信，并开始动手翻我的书包和作业本，最后真的没找到任何公家用品。于是她眼睛盯着我啧啧叹息，说不出话来。当时只要父母在公家单位上班，孩子就普遍用公家信笺写作业，因为家长们都穷、都想省钱。东北风气如此，人人吃单位、万事靠单位，公私分明的理念几乎不存在。

父母的另一个区别是关于钱。有段时间我妈总丢钱。1970年代初期，“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盛行的政治口号，女人们不敢显露女性特征，男女都要向工农兵学习黑穷土。1970年代中后期，政治压力消弱，我妈和她的女朋友们开始偷偷攀比，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和女性用品。我现在还记得，她们都想要一种上海产的小钱包， 5元钱一个、黑颜色、圆角四方形、带拉锁，样子很简单，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本地买不到，她们几个女人就合伙请单位里去上海出差的人代买。每次我妈买到一个，把身上的钱都放进去，过几天就被偷了。显然小偷比我更有时尚品味，知道那种钱包好看。丢了，我妈当然还要再买。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5元的钱包加里面的现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算蛮多钱。我妈后来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丢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还有段时间我妈主管家里的钱。每到月底几天，她就发现钱都花光了，于是向闺蜜同事借钱，下个月发工资时再还。我爸得知后就不高兴，觉得向别人借钱不是好事。而我妈觉得无所谓。当时大家都穷，但我父母的工资相对不低，甚至算很高，按理说我家不应该经常缺钱。后来我妈也发现自己管钱不行，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让给我爸管了。我爸管钱就相对很抠，但是家里再没有出现钱花光的情况。

当时东北很左，完全没有私营经济，同时经济也落后，社会上的单位和个人都穷。我父母除工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父亲小心地保证钱不花冒，还习惯性地存钱以备急用，却从没想过赚外快。我们家与周围人家一样贫穷，但不愁吃穿。父母严禁我们小孩儿乱花钱，我们口袋里没闲钱，也不需要为钱担忧。总之生活中我们远离钱，在家里从不谈论钱，同时学父母样儿读书，聆听他们谈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里的新变化和新思想。无意间，父母在清贫中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家庭气氛，贬义词叫“傻”或“不懂社会”，褒义词叫“精神贵族”。现在回头看，我们姐弟妹三人都深受影响，程度甚于身边其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们。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管钱的人又变成我妈。我发现这点是因为家里要在黑市上买高价大米。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跑到我们宿舍楼里，挨家挨户敲门卖农产品，新鲜大米是其中最主要货品。我爸是浙江人，吃不惯东北食物，爱吃大米。当时公家粮店卖的大米是陈米，每斤0.11元，每人每月限量2斤，肯定不够吃。而黑市大米是新米，开始时每斤0.30元，不久涨到0.50元，后来0.80元。我爸管钱时舍不得买，我妈管钱了就敢买。每斤0.50元时，我爸吃饭时就心疼不已。每斤0.80元时我妈继续买，但叮嘱我们，谁都不许告诉我爸。我妈是东北人，不太吃米饭，买高价米基本都是给我爸吃。

但是我爸不久后还是知道米价了，因为他问了我妈。我小时候犯了错，怕我爸知道，求我妈别告诉他。我妈总说，“你爸问我，我就得告诉他，我怎么能对你爸说假话呢？”让我泄气。我妈从不对我爸撒谎，即使是无关痛痒的小谎话也不撒。在我家不能说假话，我从小就觉得理所当然，没当回事。但是长大后我慢慢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很多人撒谎，尤其为了面子或一时方便撒小谎。恋人之间、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如此。社会主流甚至认为会撒谎是情商高的表现。前几年我喜欢看《乡村爱情故事》，因为它反映东北农村情况，让我觉得亲切。不过我很快发现，它的剧情经常都是围绕某一句谎话展开的。那个剧确实反映现实，里面的谁和谁都撒谎，一家人之间也如此。看多了这样的社会，我就更仰视我妈。

那时东北的主粮是“苞米馇子”，就是老玉米，做出的饭咯牙。记得父亲工作非常忙，经常很晚回家，我们就只得先吃晚饭。我也不喜欢吃苞米馇子，就跟我妈吵，要大米饭吃。我妈就在苞米馇子里参一点点大米给我吃，我吃了还咯牙。但是等到我爸回家，我妈就不知从哪里拿出藏起来的大米饭给我爸吃。我妈真是处处为我爸着想。在我妈心中，我爸最重要，比我们孩子还重要，而她自己被放在最后。现在想起，我还为我妈对我爸的爱心而感动不已。

父母省吃俭用几十年，到1970年代末存下几千元钱，在一般人眼里是巨款。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剧烈的通货膨胀突然降临，一下子抹掉了这些钱的购买力。父母的节俭早已深入骨髓，之后还继续存钱，到1980年代末又存下一两万元钱，在当时算很大一笔钱，却又在新一轮通货膨胀中急剧贬值。再后他们进入老年，依旧舍不得花钱，靠亏待自己存钱。而国家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的生活随之变好，但他们的存款又大幅贬值，变得无足轻重。

我随母亲出差

1976年夏天，我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我妈突然说要去上海出差。我爸经常出差，但我妈很少出差。家里有三个孩子，家务全靠她，所以她离不开。我听说后就要求跟我妈去，父母说太不方便，但我毫不退让。有机会去遥远的地方看一圈，太吸引我了，一下子变成我的头号梦想。他们还是不答应，但我感到他们开始动摇。离我妈启程大约一个星期，我与一帮孩子在我家附近一幢未完工的大楼工地里玩儿，一根长钉扎进我的脚板，大概有一寸深。我害怕如果父母发现，我就去不成上海了，于是假装什么事也没有。不过走路时我忍不住一瘸一拐，到了晚上还是被我爸发现。他听说事情经过后大惊。他在农村做过赤脚医生，害怕我染上破伤风，立刻决定亲手处理。当时伤口已经流脓，还有铁锈斑斑。我爸用力挤压，再用皮带抽打我脚底板，想把所有脓血和铁锈都挤出来。最开始我疼得大哭大叫，但过一会儿脚就麻木了，我大概也哭累了，就躺在床上静静地看我爸皱着眉、使劲抽我的脚，同时看我妈和姐妹们因为可怜我而不住流眼泪。这件事之后，父母心软了，答应如果伤口不感染，我就可以跟我妈去。

我们离开家时，应该在9月，毛泽东逝世后不久。这一路历时一个多月，我们停留的城市包括沈阳、北京、石家庄、济南、常州、上海、杭州等。当时我还不满8岁，好奇心强，对路上发生的各种事都印象深刻，很多细节篆刻在记忆里。比如在火车上、卧铺车厢里，白天我爬上爬下，喜欢隔空从一个上铺爬到另一个上铺，周围乘客对我都很纵容。在北京时，只要出门我就嚷着要坐地铁，因为那是当时中国的唯一。我们花了一整天在故宫里转，我妈和同行的同事议论，皇上的生活也没什么意思。夜间火车经过唐山与天津一带，变得非常缓慢，在铁路旁边奔跑的人都快过我们。乘务员说刚刚发生地震，应该算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我隔窗看到一群人在昏暗中慌乱地从房子里往外搬东西。在济南，我们去看各处泉水，每个都有很好听的名字，但看过后就觉得它们都像大浴池。济南市区里到处可见缠足女人。黄昏时，我和我妈的同事站在路边计数，比较谁看到更多小脚老太太。在河北省会石家庄，我们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环顾四周，竟然找不到一幢楼房，眼里全是低矮的平房。马路中央没有花园或雕塑，只有秋白菜高高堆起。沿马路望去，亮眼的白菜堆一个接一个，延伸到远方。到杭州时恰巧伯父因公务不在家，我们只遇到他家人。然后我们去游西湖，看六和塔和断桥等。

当时社会还没有什么旅游观念，所以各处景点游人都不多，我们有机会看得仔细，我记得也深刻。很多地方我成年后重游，景点质量变差很多。比如我再去北京故宫时，满眼都是人，到处是铁栅栏，供参观的珍奇文物远没有过去多。再比如，我跟我妈参观六和塔时，里面空空荡荡，只有我俩一边逛一边闲聊，一层接一层地慢慢看。记得破败的墙壁上刻满“某某地某某人到此一游”的留言。我还仔细找，看有没有吉林来的，好像没找到。后来六和塔成为全国著名景点，几次游杭州时都听说那里人山人海，我都不敢去。

在上海，我们去豫园看小刀会遗址，吃现场用长刀切开的大冰砖，在马路上看到当时全国只有上海才有的、公开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他们既不像内地那样彼此相隔一米，也不像外国电影里那样手牵手，而是用胳膊肘套住对方的胳膊肘，一对一对地走在闪亮的霓虹灯下。我妈感叹他们洋气，我觉得他们有点奇怪。现在回想，他们采用这种姿势，大概为了既表现亲密，又避免身体接触。多年以后，我把这个景象描述给上海同学，他们都不记得了。大概那只是一个特别历史时期的短暂风气，我正好撞上，并且记住了，而上海人的记忆却被后来的时尚覆盖掉了。我还记得一个干净漂亮的小女孩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东西，一个肮脏的乞丐突然冲上去抢走她手里的食物，然后一群干净漂亮的大人追上乞丐，把他按在地上。有一天我跟我妈一起进入一间工厂，她在办公室里与人谈话，我在旁边一个人玩儿。后来她站起来，我以为她不再坐下了，就把她的椅子搬走，结果她坐个空，全房间的人都善意地大笑。

我去过交通大学的徐汇主校园。当时我们在逛街，我内急，但找不到厕所。我妈和同事看到交大的庙门与招牌，觉得大家都是大学里工作的人，应该容易打交道，就与门卫商量让我进入交大上厕所。门卫推托了几句，但还是友好地同意了。长大后我考入交大，在校时遇到后来的太太，毕业后又与交大同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同学们谈起小时候这件事，他们都说我与交大有缘。我说我就像孙悟空，他在五指山下撒泡尿，后来500年都被扣在下面，而我在交大也撒过一泡尿，之后一辈子都逃不出它的影子。

记忆里上海人都很友好。一个晚上我妈带我去买苹果。每个水果摊都点一盏煤气灯，喷出的火舌很长，发出呼呼的声响。那个卖苹果的摊主笑着逗我，为我挑了一个最大的苹果，称下来超过半斤重。我们在黄浦江上坐渡轮，我非常喜欢江面的景色，不想离开。船员就允许我们不下船，也不需再买票，在两岸间来回往返，还让我坐在船头的旗杆底部，抱着旗杆从最好的角度看风景。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

有一天我们一大早起床，准备赶头班火车去苏州。在等公交车时， 看到旁边孤零零几个人正往建筑物墙上贴标语。他们一次只贴一个大字，不慌不忙，看不出什么特别。不久他们贴完了，结果竟是“打倒江青”！我妈看到后大惊，紧张地抓牢我的手，然后默不作声地快速离开。我们不去苏州了，直接回旅馆。那一整天我妈都坐立不安。旅馆里的人在疯传，上海民兵正准备发枪，要打仗，上海要封城，切断与外地的交通。我妈和同事商量怎么办才能赶快离开上海。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问题很严重，因为我妈告诉我，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事关毛主席，当然就严重。所幸局势在一两天内就转向了。马路上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队伍从无到有，由少变多，不久就铺天盖地。大家担心的情况也就没发生。

这次旅行是童年时代父母送给我的最好礼物。我只是个幼稚的小孩儿，对外部世界本一无所知，但这次鬼使神差，坚决要求跟我妈出差，愿望真实强烈，即使身体受伤，热情也丝毫不减。事后证明这次旅行对我一生都很有益处。因为看过很多地方，我从小就知道天下大得很，各地的情况和人都不一样，我周围人的想法和习惯并非就是整个世界的规则。这让我相对更敢于特立独行，不惧怕被周围人排斥，因为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个具体的好处发生在我报考大学时。吉林离上海很远，上海的大学在吉林省招生又很少，所以一般吉林省的高中生不考虑去上海读书。但是我不觉得上海陌生，做决定时心里的选择范围就更广。

我父母很不简单，其他父母在类似情况下不太可能答应孩子的要求。首先，带我出差确实影响我妈工作。一路上我与她寸步不离，她与接待单位的人见面、参加会议，我都在她身边，无疑给她带来很多不便。其次，我因此旷课一个多月，耽误了读书，学校老师也不高兴。另外，一路走那么多地方，我的路费、住宿费等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开销。有这么多阻力，父母还答应我，让我心想事成。我非常感谢父母！

二 少年时期，父亲最重要

我们从上海回到吉林，下了火车就发现大街小巷都挤满了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队伍。此后社会进步加快，人人都能感到。比如城市大搞基础建设，四处修泊油路，更换下水管道等。我父母单位也动工修建多幢新教学楼与家属住宅楼。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大概是上面派来的新书记或新院长。大人们在隔壁长时间谈话，有说有笑，但气氛严肃。我们孩子都呆在隔壁，不敢出声。我听父亲说道，在1960年代后期他曾收到过一封信，由我爷爷从台湾发出、经过香港友人中转。当时父母不敢保留，马上交给了组织。他又说自己只在童年时代与爷爷同住，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分开，所以他对爷爷了解不多。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读中学，住在我大姑家，他早已向组织完整交代过大姑父的历史问题，云云。在此之前，关于父亲家世，父母都讳莫如深，我们三个孩子完全不知情。在此之后，他们口风逐渐放松，我们才开始慢慢了解。又过了几年，在1980年代初，学校才从档案资料里找到这封爷爷的来信，归还给我父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爷爷已经作古。

图2. 这就是那封爷爷来信，是家里唯一的爷爷手记。1968年，大陆处于文革高潮，台湾是白色恐怖。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但都对香港网开一面，相对怀柔。爷爷在台湾，知道自己的信到了大陆肯定被开封检查，所以在信中他谎称在香港工厂里工作，还安排香港友人作中转，为的就是避开大陆政治敏感点，尽量保护收信的家人，增加他联系到家人的可能性。大陆建国之初，爷爷先到香港，还有一点与大陆亲人联系的机会，主要因为在重庆的大姑父是统战人物，可以在严密监视下与海外联系，爷爷因此从大姑处知道父亲的地址。后来大陆政治环境越来越紧张，海外关系成为罪行，没人再敢与海外保持联系。文革开始后，爷爷与大陆亲人的所有联系都中断了。我父母接到这封信后，立刻觉得大祸临头，赶紧上交给单位，只求不要被打成“美蒋特务”，从来没敢回信。

《今日空军》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的课间，我在学校操场上玩，父亲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脸上带着孩童般诡异的笑容，对我说你别上课了，我带你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我爸让我逃课去看电影！我非常惊讶。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之后也再没发生。也许他与老师打过招呼，但我没看见。事后老师没找过我，我也不敢主动与老师提起。

那部电影叫《今日空军》。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高层，包括邓小平本人，密集访问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全面学习国外在科技、军事、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于是由国家层级单位主持，进口了一批相关纪录片，以“内部电影”的形式在全国重点机关单位里放映。《今日空军》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美国拍摄的有关世界各国最新空军技术的纪录片，片长2个多小时，内容广泛详实，看得我心潮澎湃。影片中的那些主角们，包括空中霸王 F-15鹰式战斗机、可变后掠翼F-14大熊猫舰载战斗机、F-4鬼怪式战斗机、A-10雷电式攻击机、F-16战隼战斗机、F-111可变后掠翼重型战斗轰炸机、苏联米格-25狐蝠高空高速战斗机、米格-23鞭挞者主力战斗机、等等，还有每艘都赫赫有名的美国大型航空母舰，如企业号、小鹰号、尼米兹号、无畏号等，从此在我心里扎了根。我立志长大后要设计战斗机，要考北京航空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大学专业要选航空设计。我的这个志向一直保持到高三报考大学时，结果又是父亲告诉我，在当时如果我研究飞机，就必须接受军事化管理，一辈子都得听从组织安排。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自由就要丢了，于是改变主意。

父亲引导我思想

大约从我十岁开始，父母对我逐渐严肃起来，我与父亲的接触增加，腻在母亲身旁的机会大减。父亲每天天刚亮就叫醒我与他一起跑步，有时傍晚再拉上我一起散步。散步时我会问各种十岁男孩儿感兴趣的问题。当时的一些对话我还记得，比如我问他春秋与战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光从太阳到地球要花多长时间？等等。有段时间我对星座感兴趣，他就选晴朗的夜晚，拉我到郊外看星空，逐个讲解天上的各个星座，以及相关的古希腊神话。我听得似懂非懂，只觉得父亲什么都知道，真了不起！

父亲也讲过许多他的故事。我学三角函数时，他为我举例说明三角函数的用途。我家下放农村时他做过木匠，曾用三角函数知识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桌椅为了好看，腿经常是斜的。腿与腿之间要装横档，就要在腿上打斜孔。一般木匠不会做，因为算不好斜孔在腿两侧开口的相对位置和大小。这历来被认为是很高级的木工活，只有最富经验的老木匠才能做。但我爸用三角函数很容易算出来。村里木匠想不到一个刚从城里来的读书人会干这个，很是惊讶，当然也很佩服他。

父亲还讲到，他12岁时小学毕业，类似我当时的年纪。日本人打到浙江，他不得不离开奶奶，到陌生的重庆投奔大姑。大姑家在市区里，但父亲的中学是抗战时为流亡学生特别成立的，位于歇马场龙车寺，就是现在的北碚龙车，属重庆远郊。他第一次去学校报到是初冬季节。早晨他一个人离家上路，背个小舗盖卷，穿件大人剩下的军大衣。因为缺乏时间观念，他磨磨蹭蹭，傍晚了才到歇马场，大约是现在的北碚。天黑之后公交车停运，剩下十几里路只能徒步。他没经验，又不可能与大姑联系，就硬着头皮开始一个人走夜路。半路上四周荒野漠漠，漆黑一片，见不到一个人影，甚至看不见自己的脚，只有远方不时传来的狼叫。他开始哭，但哭一会儿就意识到没人能听到，于是就不哭了。午夜时他才终于看见学校大门，欣喜若狂。但这一路强烈的担惊受怕，他一辈子不忘。

他还讲到当时如何适应集体生活，学会抢饭吃。为流亡学生组建的学校都是寄宿制，学生吃大锅饭。但战争期间粮食不够吃，吃饭时大家都要抢。所以父亲与很多同学一样，发展出一套关于吃饭的技巧。第一要点就是吃得快，父亲一辈子吃饭都快。第二要点就是第一碗饭要盛得少、第二碗饭要装到尖。因为如果第一碗吃得慢，吃完时大锅里就什么都不剩了。后来我听多位当年的学生谈到类似的抢饭技巧。

那几年我与父亲有很多交流，我问过他各种问题，大部分现在都忘了，但最近我想起一个当年他没解答的问题。有一次我问他，“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圆？”他说，“圆就是圆，哪有什么‘最圆’？”我语塞，对话就停在这儿了。前不久我与同学们讨论康德哲学，突然想起这个儿时的问题。十岁左右时我意识到真实世界里的圆东西其实都不是数学里的圆，比如硬币是圆形物体，但所有硬币都有缺陷、不是数学里的圆。马克思唯物主义与培根的经验主义都认为，人的所有观念都是现实世界在人脑里的反映，但是现实世界里没有真正的圆，那么为什么连十岁的孩子都有圆的概念呢？他们头脑里的圆是从哪里来的呢？康德认为，有些观念并非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人思想里的天成，他称之为“先验的”(a priori)，例子包括时空观念、一部分数学知识等。

父亲阅读广泛。在我们那个大学家属院里，我家以书多著称。父亲不但阅读大量专业书与数学书，也感兴趣哲学与文学等。比如前几个月我与同学谈到启蒙时代法国著名哲学著作《人是机器》。这本书在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但在国内鲜为人知。我小时候就在父亲书架上发现这本书。迄今为止，他依然是我遇到过的唯一读了这本书的国人。

我还与父亲一起读过一套书。《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是姐妹篇美国现代小说，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很精准和生动地再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1980年左右父亲出差途中买来书，就介绍给我。我们都很喜欢。我断断续续读到高中毕业。书中讲到，轰炸珍珠港的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日本还在假装与美国谈判，我和父亲一起鄙视日本人的虚伪无信。女主角娜塔丽是美国犹太人，被德国人残酷迫害，迫害者人伦尽失，我们一起叹息。他为我讲解拜伦与娜塔丽的爱情，大概是想借机帮我面对青春期。我为中途岛之战中美军鱼雷轰炸机勇敢冲锋、却全军覆灭、无一命中目标而惋惜，也只能与他分享。

从我识字开始，父亲经常介绍严肃的书给我读，一直延续到我高中毕业，让我受益一生。在我读中学期间，他为我借来多本原版的美国高中和大学数学和物理教科书。我虽然没有读完，但还是开了眼界。那本美国高中代数书里讲“环”、“域”等概念，当时闻所未闻。而原版物理书把各个定理讲得很生动有趣，让我耳目一新。在他为我借来的文学书籍里，我印象较深的包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富兰克林 罗斯福外传》、《约翰 克里斯多弗》、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传记等。当然还有更多，但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如果没有父亲介绍，少年时期的我不太可能接触到这些书。

我还记得一次我俩散步时的景象。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一两年，我在读高小。父亲每天都很忙碌，大概他终于等到机会放手做事了。在日常生活中我能感觉到他精神状态与从前大不一样，他变得很积极，充满干劲。有一天，天色阴沉，总让人觉得要下雨，但晚饭后他还是拉我出门。我们走到郊外，身边是半人高的荒草，前方依稀可见延绵的远山。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不知不觉中太阳出来了，本来连片的乌云反射出耀眼的霞光，天地间一下子变得辽阔壮美，我们也随之精神抖擞。他仰起头，感慨地说，“我这辈子就像今天的天气，前半生一直压抑，到老了却出乎意料地好起来”。

图3.记忆里的画面就像这个样子。漫天的彩云之下，壮年的父亲带着童年的我，并肩走在荒郊野岭间，四周空旷无人。

家里随时代变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大局因此底定。这期间高等教育系统逐步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大学首次评定教师职称。之前的大学里没有“教授”，大家都是“老师”。也在1978年，中学有了重点与非重点之分，重点初高中开始按统一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于是积极竞争的气氛迅速充斥整个社会。老实人总希望通过勤奋工作来安身立命，此刻终于感到有了奔头。父亲没有悬念，总是单位里最早一批最高级职称获得者。学校开始评选副教授，他就是副教授；学校首次评选正教授，他就变成了正教授。几年之后，母亲通过各种考试与评选，也成了副教授。

我姐考重点高中是家里的大事。本来吉林有近百所中学，但分类后只有三个重点，所以录取率很低，竞争激烈。我姐平时读书很好，但录取经办人员犯了个荒诞可笑的错误，在计算她统考总分时漏掉了一门课的成绩。她本应毫无悬念地进入重点高中，却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错误，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家发现问题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招生办已经解散，没人管我姐的事。那个时代的官僚作风，说起来让人发指。我妈找到与招生直接相关的任何人，得到的答复都是，“没办法，所有录取名额都用完，三个重点高中都没有空位了，你们只能接受现实”。

整个那个夏天，我妈每天一大早起床，为我们做好一天的饭菜，然后独自出门，几乎都是天黑之后才回来，到家后与我们念叨这一天她都去了哪些机关、找了哪些人、目前的难点是什么、下一步要怎么做、还要去找谁，等等。原招生办的人都说没办法，我妈就去找教育局、市政府、重点高中的校长等。每一步都是看不见希望的摸索，没有先例或规章可循。现在回想那段时期，母亲脸上坚毅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眼前。经常到晚饭时间，母亲还没回来。那时没有电话，我们就饿着肚子，透过家里的窗户向外张望，期盼她快点出现在住宅楼前那条她必经的小路上。黑暗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远端，然后越来越近，她脚步匆匆，习惯性地半仰着头，一脸严肃且若有所思，没有一丝笑容。我当时十岁左右，还在读小学，但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我妈不成功，我姐这辈子就毁了。吉林省的高考录取率极低，不能进重点高中就意味着将来不可能上大学。我姐从小文弱，不读书她没出路。开学很长时间之后，我妈终于为我姐找到了一个名额。我姐可以去重点高中了，感谢我妈！在这件事上，我由衷佩服我妈。相比之下，我爸束手无策，一点用也没有。

我姐考高中时，重点中学还是个新概念，吉林市的三所重点之间还不分仲伯。但是之后情况迅速明朗。在政府重视程度、师资分配、和投资力度等方面，三所学校差距拉开。老师和家长们很敏感，开始为它们排名，于是它们有了高低之分。我姐的学校不是最好，而且离我家最远。第二年轮到我考初中。在小学里我是第一名，老师们都希望我报考最好的重点中学，也可以为学校争光。我回家问我妈，她不由分说，让我报考我姐的学校，态度坚决。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就考个容易点的学校吧，别再让我跑了，我可跑不动了！” 她害怕再出差错，她还得到处求人办事。她已经没有上一年那种斗志了。

我妈秉持东北社会主流想法，觉得男孩儿要像男孩儿样、女孩儿要像女孩儿样，男孩长大了就要多与父亲在一起、而女孩则跟随母亲学习。那时我姐处在青春期，我妈花在她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她们在一起悄悄谈论女生的事，把我排除在外。家里好像有了“男生群”和“女生群”。父母特别重视我姐，她也很依赖父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上。相比我和妹妹，她远更在意父母的想法，更关心父母的事，包括父母的过去。比如在那个时期她就好奇父母的恋爱过程，有时围着父母旁敲侧击，打听他们年轻时的历史：如何相识的？谁追求谁？有没有其他恋爱经历？等等。我姐有时对我议论几句。我当时还小，听不懂，还有点不好意思听。

也在我读小学时，一天早晨起来我肚子疼，不停地小声哼哼。我爸出差不在家，我妈以为我在耍赖，不想上学，就懒着理我。离家上班时，她眼睛瞥着我，一脸嫌弃地说，“这么大个男孩儿，只是肚子疼就不起床！”我妈认为男孩都应该刚强，她在用眼色逼我变得刚强。我在床上窝了一整天，既没起床也没吃饭。第二天早晨，我疼得更厉害，开始大声哼哼，搅得我妈心烦意乱，只好带我去附近的军队医院。简单检查后，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要立刻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妈脸色立刻变了。我随即被推上手术台，麻醉、开刀，几小时后一切完毕。我被推到病房，我妈陪在我床边。这时主刀医生手里端个盘子跑到我们面前，盘子里盛着我的阑尾。他开始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对我妈描绘刚才情况多么危险，如果手术再晚一点，阑尾就会穿孔，我就没命了。我妈默默地听着，都不好意思看我一眼。不过，我与我妈心心相通，我从没怪罪过她。在医生诊断之前，她不可能想得那么严重。

父亲留学与归国

我刚进初中不久，有一天听到父母在家里讨论一件如同天方夜谭的事，父亲可能要出国。当时的人看外国就像今天的人看外星球一样遥不可及。事情的大致背景是，东北三省贯彻中央要求，在高等院校骨干教师里选拔很少数量的人出国进修，于是集中组织英语考试。我父亲突然接到通知，没什么准备就赴考。结果揭晓，他是全东北第二名。第一名是位美军遗腹子，从小在家里说英文。之后天方夜谭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成为现实。我家人还在慢慢品味整件事的含义，上面就下来通知。父亲匆匆安排好家里各项事务，然后离家，开始长期出差。他先在北京和广州接受一年英文培训，然后去加拿大做两年访问学者。

恰巧这三年对我们姐弟妹三人都非常关键。我姐参加高考，第一次发挥失常，不想去录取她的学校。我妈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为她找补习班。第二年我姐再考，创下我所知道的两次高考成绩最大跳跃，从336分上升到447分，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让全家为她骄傲。我考高中。我妹考初中。三个孩子又都处在思想和身体巨变的青春期。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搬过一次家。家里所有重担都压在我妈一人肩上。那时不像现在，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中国与加拿大之间书信来回一次要花好几个月。对于我妈，那三年我爸就如同失踪了一般。压力大时，我妈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流眼泪。

三年过去了，我爸在加拿大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IEEE上，这些成就即使不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至少也属于数量很小的最早一批。他人还没回来，事迹就产生轰动。各级官方日报、电台等都报道过。当时电视基本不存在，即使报道了我们也不会知道。在我读书的中学里也传开了。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问我，你爸的专业是工程，为什么学位叫“哲学”博士？对于一般大众，“洋博士”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父亲回国时，母亲由单位领导陪同，到北京接机。他们回吉林时，我与妹妹跟随更多领导与同事到火车站迎接。我与父亲乘坐同一辆小车回家。车上单位里的办公室主任对父亲说，“能源部的人查过了，你是我们整个系统在建国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里，第一个从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他说得严谨，我记得清楚。

大约20年后，我自己在美国读博士，才体会到父亲多么了不起。北美博士一般至少需要5年时间，但他在加拿大总共只呆了两年，读博士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半。虽然他进学校时已是行业专家，但是他需要与其他学生一样完成所有必修课，通过所有相关考试，还要提出创造性的新思想，做研究和写论文，最终通过专家委员会答辩，才能够拿到博士学位。当时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都是各行业里的精英，都知道如果自己在西方国家拿到博士，无疑是件非常光彩的事，但那时期没有其他人做到，因为时间太紧。父亲准备读博士时，所有人都不相信。中国大使馆和留学生官方组织头目以为他是想找借口延长滞留时间，目的是不回国，所以不同意。他拿到博士后，大使馆与留学生组织很意外，觉得他留在北美太容易，不会回国了。

父亲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来到北美，发现在大学里教授们说得算，行政领导次要。西方的教授尊重有学术创新能力的人，学校环境也很适合做学问。这正是他半生梦寐以求但得不到的机会，于是他决定拼命，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一边上课一边做研究，多头并进，终于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父亲本是身材高大精壮的中年人，回国时只剩不到110斤。当时加拿大的伙食远比国内更充足，尤其是肉鱼奶等高热量品种，他却瘦成这样，可见拼命的程度。我刚见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他比原来小了一圈，都不像同一个人。不但我这样觉得，为他接机的同事们也吓一跳，在当时都没有拍照，因为他太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同事们觉得拍出来太不好看。

图4. 1980年代初，父亲在加拿大留学读博士。当年他寄回这张照片，我们看后觉得里面的每样东西都新奇。那种天花板、吸顶灯、书架、座椅等，国内人都没见过。他面前这台机器，我当时以为是计算机，现在看来更像微缩胶片阅读器。读博士时父亲非常辛苦，照片里他已经很瘦，有点脱相。他刚回国时更瘦。

父亲在一年半内成功拿到博士，当然也震惊了他的指导教授们。他的论文委员会里有多位来自其他大学和著名公司的专家。他们表示过，如果父亲想去他们所在的机构工作，他们将非常欢迎，但是父亲都没有申请。国内的家人是根本原因。在加拿大期间，父亲在心里成型了一套在国内工作中改进科研与教学的计划。他想好了具体步骤，包括与谁合作、时间框架等。他已年过半百，心里急着做事，想赶快回国实施这套计划。于是他撇开所有留在加拿大的机会，按期回国。多年后我在交大读书，偶然从不相干的人那里得知，父亲那批访问学者中，很多人本没有条件，但想尽办法创造条件，留在了北美。当时文革遗风很重，一般国人嘴上骂西方资本主义，但心里却觉得西方是天堂。父亲有机会留下，却主动放弃了。

国外的事，母亲不懂；但国内的事，母亲比父亲看得清。父亲是江南人，大学毕业时满怀报国理想来到东北，却一直挨整，无法实现抱负。在很多年里，他都希望离开这块伤心地，回到江南家乡，或去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但他长期被压制，根本做不到。留学回国是调动工作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时国内没有洋博士，父亲炙手可热。部里对他很重视，愿意满足他的愿望。北京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顶尖大学等都是可能选项，或至少他可以调到杭州或上海，回到老家附近。母亲劝父亲严肃争取这些机会。但关于社会，父亲思想天真，只想着他那些计划，没有认真对待母亲的劝告。

回国后，父亲的事业快速进步，在单位里变得举足轻重，在行业里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不久，部里拟定父亲出任单位里的行政一把手。作为提拔的最后一步，组织部门派专人从北京到我们家里与父亲面谈。出乎他们意料，父亲竟然明确表示不想当院长，只想先完成他头脑里的那些工作计划。部里只好另起炉灶，重选院长。多年之后，又是在完全不相关的场合，我听说部里领导回忆起这件事，说从没遇到过像父亲那样拒绝提拔的人。

父亲在加拿大接触到西方先进技术和组织方式，有了一股激情，要在中国复制。历史上很多接触了西方的中国人都有类似想法，父亲的大方向可以理解。但事实证明，他的计划要么行不通、要么走不远。在中国做事，重要的不是对社会有多少好处，而是要讨掌权者欢心。这是中国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德先生”与“赛先生”请不进来的原因。父亲从很年轻时起就受打压，到了中年，每根神经都熟练于怎样躲避挨整、忍受被欺负，却没有多少参与管理工作或社会活动的经验，所以对国内体制理解不透彻，还心存很多幻想。相对于充斥这个国家的官场油条们，他太天真了。加拿大之行教给他的西方观念让他变得更天真。母亲也谈不上多么有远见，但比父亲接近现实，说的都是非常重要和简单的大实话，可惜父亲当时听不懂。

图5. 父亲留学回国大约一年后又短期出国，参加IEEE学术会议，讲解自己的文章、并回答同行们提出的相关问题，回程中与母亲在北京留影。这张照片比图1晚了十几年，但我妈反而变得年轻了。我爸也被我妈调养得比第一次回国时健康很多。

父亲当然对我影响巨大。比如他常说自己想做书呆子、不想当官，所以我从小就以为“书呆子”是褒义词，到了大学才理解一般人看不起书呆子。我考大学时，身边同学和老师们都推崇清华，我爸却说清华的官气太重、学生太想当官，于是我就没报考清华，去了交大。他在大学时是班级里最穷、但读书最好的学生，让教授们刮目相看。每当谈及这个话题，他脸上总充满骄傲。于是我读本科时也很努力，经常是班上第一名。我读博士时，很多同学中途退学去工作赚钱，中国留学生尤其如此。与我同批入学的总共近十人，一直坚持并按时毕业的只有两个。一方面是课程难、研究门槛高，造成淘汰率高。另一方面是很多人耐不住做学问的清贫与寂寞，想进入商界早点赚钱。我是唯一有家和孩子的学生，比其他同学感到更多经济压力，却没想过中途退学赚钱，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心里有父亲作榜样。他在加拿大那几年里，每当我做错事，母亲就会骂我说，“看你这样儿，以后比不上你爸！”我很怕让父母失望，其中包括潜意识里不想在学业上输给父亲。

母亲更年期

父亲回国后，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们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但是母亲悄然发生变化。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很长时间里她闹神经性皮炎，西医和中医都试过，但就是治不好。她变得急躁不安，很容易发怒，与父亲吵架也变得频繁。母亲多次怀疑父亲与身边女同事有染，但其实没有证据，就是胡思乱想。她原来学日文与俄文，没有学过英文。看到父亲给外国女性友人写信的开头用Dear，她查字典，发现是“亲爱的”，就因此大吵一架。再比如单位下班后，母亲大部分时间先到家。父亲职务在身，自然比母亲忙得多。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从窗户向外看，看到父亲与女同事一边走一边谈话、或在路上遇到女同事之后驻足讨论事情，母亲就会嫉火中烧，等父亲一进房间，母亲就开始大吵。我童年时父母吵架，都是父亲厉声厉色，母亲委屈流泪。这段时间情况倒过来，母亲情绪激动，父亲则努力息事宁人。他是单位里的领导和名人，这种事他没地方抱怨，也没人可以述苦。

在当时，“更年期”这个词还不存在，或至少我父母还没听说过。他们吵架，对我的心理冲击巨大。我从来视父母如半神。小时候看到他们吵架，我就会特别难受，头脑冻住，完全丧失思考能力，只剩流泪。到了高中，我已成熟到在很多方面不需要父母，但还是不能面对他们吵架，情况与小时候类似，我完全不知怎么想、怎么做。心理上我偏向母亲。她说父亲有男女问题，即使没证据，我也无法等闲视之，会用怀疑眼光看父亲。当时姐姐读大学不在家。我与妹妹的学校都疯狂追求升学率。我们每天呆在学校里的时间很长，周末也必须去学校。于是学校成了我们躲开父母吵架的“避风港”。庆幸有这个避风港！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年多。在我读高三时，有天母亲一进门就急匆匆走到父亲面前说，“今天别人对我解释了，女人都有更年期，都会生病，脾气暴躁！”那天，“更年期”成了全家学习和讨论的新名词。后来我听到母亲对父亲道歉，说自己过去闹得太凶了，对不起。之后他们吵架少了，但没有绝迹。母亲还会抱怨父亲与女同事的任何接触，只不过方式没以前那么激烈。

我近似本能地在乎父母，尤其在乎母亲。他们有矛盾我无法置身事外，他们吵架这件事就成了我的心病，延续了很多年。高中时我觉得他们完全没理由吵架。由于父亲的成就，我们家蒸蒸日上，那么幸福，何必没事吵架？但现实却是母亲情绪异常激烈地吵架。没理由的事却顽强地重复发生，就显得更可怕。大学低年级假期我回家，遇到过一次他们吵架。现在回想，吵得并不很严重，但我站在旁边头脑一片空白，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我那时的反应与儿时一样。仅凭这一点，我就一定要远离父母，不但在物理距离上，也在心理距离上，否则我无法获得完整的精神独立。

即使我人在上海、远离父母，也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的事，而且想不明白。一方面，母亲怀疑父亲时那么伤心，我无法完全不相信母亲。另一方面，父亲虽非圣人，但对男女关系极端严肃，远比一般人严肃，有时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我也知道，即使对男女关系严肃的人也可能犯错误，但是母亲确实没有可信的证据。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父亲肯定没有长期、稳定的私情，不会威胁到家庭，母亲是安全的。我深深地知道，母亲最怕父亲不爱她、最怕离婚。她拼命吵架，就是为了避免那种情况，虽然在别人眼里她的行为与目的互相矛盾。

大学后期我回家，发现父母基本不吵架了。他们逐渐步入老年，相处正常。但是一旦触及那段吵架的事，母亲依旧很在意，还存有隐隐的怀疑。我从来都希望多理解父母，了解他们的历史与思想。他们的历史就是我的家世，他们的思想就是我思想的起始点。父母吵架让我痛心，母亲对父亲的怀疑更加重我的困惑感，于是我很想透彻理解父母。在我记事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什么？母亲为什么缺乏安全感？等等。很多年后我才慢慢找到答案。

父母对我的一次关键帮助

我从交大研究生毕业后，因为六四的原因，被“发配”回吉林老家，把新婚妻子留在上海。一到家我就病倒，卧床昏睡，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清醒。当时我的前途渺茫，不仅影响我一个人，还关系我太太的未来，我因此心理压力巨大。在交大时我课业成绩算很好，所以最希望去北美留学，但找不到途径。最初我猜测为惩罚六四学生，政府会阻止他们留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政府出于自身生存考虑，希望这类人离开国家。不过，一个障碍消失了，另一个障碍又冒出来。中央为抵制西方对国内的影响力，临时为申请留学护照增加多项手续，因此我的留学之路还是被堵住了。如果我依然想留学，就需要家里帮助我办相应的护照。如果发现办不出，我就需要马上换思路，人生换跑道，比如去南方经济特区，或想办法去日本工作。

父亲年轻时也曾长期挨整，现在大学里做领导，自己又留过学，按理应该最理解我的困境，也最懂我怎么做才能实现留学计划，但他不理解也不懂。我试图与他交流，但他完全不在状态，不能急我所急。我们鸡同鸭讲，谈话没法深入。父亲是天才，做学问经常第一名，做到国际水准，但他也有天才常见的缺点，就是不会为他人着想。母亲多年里一直抱怨父亲不能体会亲人的困难，我这次算真的感同身受、理解了母亲。母亲对我的处境知道个大概，但关于留学事宜她一脑门子浆糊。比如她想当然地以为，留学就像考大学，只要考试成绩足够高，就会被外国大学录取，而我之所以不能出国，就是因为还没有通过外国人的“博士录取考试”，等等。

有一天下午我醒来，独自在家里闲坐，不禁又焦虑起自己的未来。母亲当时已接近退休，工作不太忙，那天回家早，看到我醒了，就开始与我闲聊。因为知道她不太懂，我也没抱什么希望，话说得漫无目的，东一句西一句。我们谈到我的处境、未来有哪些可能、她儿媳妇的情况、我出国需要的各项步骤等。她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我说，偶尔插话问一些问题。慢慢地她听懂了，突然说，“现在你的问题就是护照。如果有护照了，你可以自己负责出国的其他事情，对不对？”我马上意识到说通了，赶紧回答，“对！”她想想说，“好，明天我们去长春，到省里找找人，看能不能帮你办出护照”。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还有她找来的一位年轻同事出发去长春。忙了一整天，办成几道重要手续，然后我们回家。其余的事情按部就班，不久后我收到护照。现在回想，假如没有母亲这次关键帮助，我的留学之梦也就破碎了，后来的人生将大不一样。深深感谢母亲！

同时我也要感谢父亲。母亲怕我暗地里埋怨父亲，在从长春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你要感谢你爸。虽然他没来帮你办护照，但我们今天能办成事都是因为他。是你爸的熟人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帮我们办事的”。我妈讲得完全正确。父亲远离现实。他拥有哪些人际关系和门路，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是个书呆子，又长期离家在外，就更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书呆子家庭里，幸亏我妈比较接地气，知道哪些人会买我爸的账，我才最终办出护照。其实在她说“明天我们去长春”时，她也不确定能否成功。那时我们的心态都是，既然我最想留学，就全力试一次，让未来没有遗憾。

三 成年后理解父母

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我第一次问母亲她的年岁，她告诉我，“39”。我上大学那年，她49岁。回想起来，从我懂一点事到离开家，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日子总共只有10个年头。而从离家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让我感慨颇多。与父母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在一生中显得出奇地短暂，相关记忆太宝贵了！现在，我比离开父母时他们的年纪还大。理解父母永无止境，但我有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应该能够理解他们的故事了。这么多年以来，我注意积累关于父母的资料，也认真思考过他们的人生，就在这里做个总结。

爷爷与姑父们

a.民国初期

骆家世代生活在浙江省诸暨县（市）枫桥镇骆家桥村。据族谱记载，我的高祖，就是爷爷的爷爷，是清朝举人，因此家道兴隆。我的曾祖，就是爷爷的父亲，没什么功名，族谱里记载很少。但他算守成有余，家里生活富足。那个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没功名，即使其他方面做得不错，人生事迹也常被忽视。曾祖有三房太太，子嗣较多。我爷爷出生在清朝末年，是二太太的小儿子，年纪大约与鲁迅、蒋介石、毛泽东等差不多。他青年时代恰逢改朝换代，抓住机会成为时代弄潮儿，在族内众多同辈中最出彩。他曾就读于秋瑾和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加入著名革命组织“光复会”，参与地下反清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是一大热点。光复会在杭州组建百余人的敢死队，蒋介石是总指挥，我爷爷是队员。

民国建立后，西式新学在全国范围内骤然火爆，新学人物成为社会思想领袖，西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爷爷进入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先在北京教书，然后回到浙江公立师范学校做教员。上述这两所院校都是民国初年引领社会思想的重要据点。但爷爷从事教育工作的具体起止时间现已无从考证。老一辈亲戚只记得，他在浙江公立师范作教员时，与一批活跃的国民党员学生交往密切，其中包括陈诚。辛亥革命前后，国民党主导国家政治，浙江人主导国民党。这些风头正健的浙江籍革命者其实都是从浙北几个富裕城镇出去的、受过西式教育的青年。这个群体的总人数并不多，内部团结。爷爷身处其中，与很多人是好朋友，这些关系对他一生帮助巨大。几年后他进入政界，先随浙江同乡、国民党元老邵元沖到广东为粤军做事。蒋介石北伐胜利后，他去南京任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再后，他长期在山东发展，做过几个县的县长，也在山东省政府里做过官。

那个时代，江南富甲天下，人才济济。浙江人推崇“耕读传家、读书入仕”，爷爷总体遵循这条人生道路。他几十年孤身一人在全国各地任职，把奶奶和孩子们留在老家，每年只在春节期间回来一次。年轻时他级别和薪水都低，每次探亲完毕、准备离家时，经常需要向奶奶讨钱作路费。后来他官位和薪水变高，就定期交钱给奶奶。奶奶则把钱存起来，在乡下买田地。爷爷中年时传出要娶小老婆，奶奶得知后心急上火，奔赴山东常住。民国初期，青年才俊崇尚西方思想，误以为西方人赞同婚外情。很多男人在家乡有太太，却在城里谈恋爱，不以为耻，还自认思想先进。鲁迅、蒋介石、毛泽东等都有过这类历史，我爷爷也没能免俗。

我父亲出生在济南，是奶奶最后一个孩子。父亲从小聪明伶俐、长得又好看，全家人都宝贝他。后来爷爷真的娶了小老婆，奶奶很生气，经常与爷爷吵架。不像一般人的刻板印象，旧时代女人也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权利，尤其是书香门第家族里的正妻。比如奶奶管家，掌握家里的田产和财权。爷爷常年在外，奶奶是家里实际掌门人。不论在孩子们、还是在婆家和娘家的所有亲戚们的心目中，奶奶的地位不可动摇。所以在我父亲幼年的记忆里，爷爷奶奶吵架时，凶的那个总是奶奶，而爷爷只能陪着笑脸，尽量息事宁人。不过父亲从小在心里偏向奶奶，目睹爷爷不忠给奶奶造成的痛苦与不幸，父亲深受影响，一辈子对男女关系都非常严肃。

父亲幼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应该很好，但他很少提及，大概因为政治环境不允许。不过也有例外。我5、6岁时，父母经常为我惋惜，说我的幼年远不如我姐的幼年，吃的穿的玩的都没她好。她出生在文革前，国家经济还相对正常。而我出生于文革正酣时，老百姓日用品严重短缺，出生后不久又下放农村，家里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妈说起，我姐小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儿童脚踏三轮车，而我从来没有，连骑都没骑过。我爸就接茬说，他小时候，在1930年代，就曾与爷爷一起坐过军用飞机，而且他还有一辆电池驱动的、他坐在里面驾驶的、缩小版福特牌玩具小汽车，美国原装进口，是爷爷奶奶为他买的生日礼物。我当时都不懂羡慕，因为他讲的东西离我太遥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不过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多次提议为他们买类似的玩具汽车，他们却坚决不要，因为他们已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对老式玩具没兴趣。结果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没享用过我父亲小时候最引以为傲的玩具，但原因很不同。我没有，因为生活条件太差。而我的孩子们没有，因为生活条件太好。

b.抗战开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年底占领济南，民国政府失守山东。爷爷这时年近五旬，本来正值事业快速上升期，年富力强，却一下子失去了长期经营的政治地盘，带全家向南逃至上海。距今80多年过去了，父亲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上海地址，“法租界愚园路兆丰新村”，就是大人们怕他走失，教他强记下来的。他当时只有5岁，在新村里他能找到家，所以不需要门牌号。后来爷爷获得新任命，动身去福建就职，并安排奶奶带孩子们回诸暨老家。从此战事纷乱，国破家亡，父亲只零星几次又见到爷爷，再没机会与爷爷朝夕相处。这对两人都是巨大的人生遗憾。

在福建，爷爷的工作是为前线国军督办粮草补给，期间结识严家淦。严比爷爷年轻很多，当时只有30岁出头，但已显露才干。抗战期间，福建是国军重要后方供应基地。为躲避日军从海上骚扰，福建省政府迁入内陆，一切办公排场从简。有段时间，爷爷与严家淦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办公桌头对头。当时国民政府的口号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这种紧张的战争气氛中，两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交情延续后半生。爷爷在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很会与人打交道，到哪儿都能结交一帮朋友。他一生亲历那么多时代的大风大浪，自己也多次宦海浮沉，却始终保持豁达心态，拒绝消极颓废。

1939年，蒋经国从浙江奉化来到江西赣南主政，大刀阔斧地改革，让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让这个南方小城声名远扬。我父亲的两个姐姐正好中学毕业，在当时算既时髦又少见的高学历女生。父亲还记得她们在那个年纪言必称“新女性”，在家里经常热烈讨论“女性独立”等话题。女权思想从欧美经由上海租界传入中国大陆，在1930年代后期达到一个小高潮，在女学生中很有影响力。爷爷因为工作关系对赣南比较熟悉，就让我的两个姑姑去那里谋事，后来又让我的伯父去那里读中学。姑姑们在赣南工作几年后双双就地恋爱成家，两位姑父都是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属于蒋经国从奉化带出来的老班底，可以说都是他的亲信。这样的婚事应该也是爷爷想促成的。他把两个宝贝女儿介绍到远离家乡的江西，大概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

再后战事吃紧，日军逼近赣南。蒋经国转赴重庆任新职，两位姑父也先后跟随。他们在重庆时，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的时段。蒋介石在美军顾问建议下，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组建“中国青年军”，由美军提供装备、并由美军教官训练。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我的两个姑父也随之弃笔从戎，成为青年军高级军官，政治部骨干成员，直接听命于蒋经国。他们因此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时父亲在浙江老家读小学。日本人已占领浙江主要城市，但他们人数太少，无力深入乡村。家附近倒常有日伪军和游击队出没。他们互相乱战。游击队和日伪军之间打，游击队和游击队之间也打。所谓游击队，其实就是十几个人加几杆枪，再拉一面大旗而已。少数实力强的还装备火炮。他们名义上抗日，实际鱼龙混杂。侵扰乡亲、抢掠财物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现在很多人以为游击队都属共产党领导，其实更多抗日游击队支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不过诸暨地区的具体情况我无从考证。父亲记得，冲突时子弹和炮弹在自家房顶上呼啸飞过，奶奶就得慌张地拉着他跑出去躲避。有一次，全家正在吃饭，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日本人进村了！”，于是他们赶紧丢下饭碗往外跑，跑到街上才又听人说是假消息。但这场虚惊让奶奶生了场大病。据乡下医生说是黄疸病，原因是吓破了胆，医治很长时间后才痊愈。

父亲小学毕业，下一步教育成了问题，因为中学都在城里，但城里是日本人的地盘。这时大姑婚后回家探亲，全家就在一起商量，由大姑带父亲去抗战大后方的重庆继续求学。那年父亲只有12岁。奶奶舍不得父亲，父亲也舍不得奶奶，但谁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父亲只得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奶奶，从此以后再没机会与奶奶常住在一起。

父亲进入老年后，越来越频繁地与我们谈起奶奶。在诸暨老家与奶奶为伴的那些年是父亲心目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念念不忘。那时爷爷、姑姑们和伯父都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只有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奶奶逐渐衰老，虽然家里衣食不愁，但她还是每天起早贪黑地操劳，有时难免落寞伤感。每年春天，南来的燕子在家中屋檐下筑窝。父亲十岁左右，分秒挂念。燕子成双，刚到家就马上忙碌起来。它们从外面叼来树枝嫩叶造巢，然后在巢里下蛋和孵卵。不久后一群小燕子出壳。老燕子又到处飞，寻找各种虫子，衔来喂给巢里一只只张着大嘴喳喳叫的小燕子。等到小燕子们长大一点，老燕子教它们飞翔。一旦有小燕子掉到地上，两只老燕子就着急地围着盘旋，生怕别的动物伤害它。老燕子真辛苦啊！从早到晚飞个不停，看不到它们休息。小燕子们羽毛一天天丰满，到了夏季的某一天，它们起飞后就再不回来，留下老燕子守着空巢，寂寞地鸣叫。父亲好奇燕子，奶奶经常对他说，“小燕子长大了都要飞走，只剩下孤独的老燕子”。父亲当时不懂，后来回忆，才意识到奶奶语气里的伤感，领会到奶奶在说她和她的孩子们。每每讲到这儿，父亲就会泪涟涟。

c.抗战后期到国民政府败亡

父亲跟着大姑，在1944年春节（公历1月25日）之后离开家乡，又在江西与大姑夫会合。他们需要绕开日军占领区，还要在浙南穿越一条日军设下的封锁线，因此经常不得不铤而走险，取道偏僻的山路。每到一个歇脚点，他们都要打听最新战况，重新计划下一步怎么走。这样迂回辗转近3个月，到4月底才抵达重庆。后来父亲谈起他还记得的、路上呆过的地方，包括浙江缙云、丽水、碧湖、云和、福建建阳、邵武、江西赣州、广东南雄、韶关、湖南衡阳、广西桂林、金城江、贵州贵阳等。只有从贵阳到重庆可以坐比较安全方便的火车，其他路段只能靠徒步、坐轿子、坐短途汽车、搭便车等，经常险象环生。父亲还记得一次大人们私下付钱给运输炮弹的汽车司机，然后他们一行人坐进露天车斗里，挤在炮弹箱边上，驶过一段刚刚用炸药开辟出的山路。路上与对面车相会时，父亲伸头看到自己的车有个轮子滑出峭壁边缘，悬在空中。当时的惊心动魄，他一辈子不忘。

图6. 父亲12岁时跟随大姑从浙江诸暨辗转到重庆的“长征”路线。那时恰逢抗战期间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军队已占领中国东部主要交通枢纽。大姑一家与父亲必须迂回绕道，历时近3个月才到达战时首都重庆。

路过福建邵武时，父亲见到久违的爷爷，但也只是短暂相聚，不久后又挥别。抗战时期，日军从没能占领福建，但进攻过几次，主要是派军舰，搭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实施强行登陆。福建省政府因此从福州撤退到内陆的永安。邵武在永安北面200多公里处，盛产甘蔗。蔗糖是重要大宗物资，爷爷因此在邵武设有办公室。当时他带着小老婆和他们的孩子住在那儿。爷爷家外有家，父亲从小看在眼里，冷在心里。爷爷的风流债其实远不止这两个家庭。从青年时代，他常年一人离家在外工作，不断传出婚外情。那时男人有外室很平常，但父亲还是不能原谅爷爷，暗暗怪罪他背叛奶奶。有爷爷作为反面教材，父亲很早就树立起男人也要忠诚于爱人的道德观念。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上下形势焕然一新。爷爷进入在南京的国防部，做高级监察官，据说有少将军衔，但不完全确定。大姑夫在国民政府大裁军中退伍，转入文教，成了重庆一所大学的校长。抗战期间，二姑父很受蒋经国器重。最开始蒋是少将，他是上校；后期蒋晋升为中将，他也变成了少将。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做军政，机关在南京，但他人经常辗转各地。父亲本想回浙江老家，或去南京爷爷身边，但不久后内战又起，那些计划都变得不现实，他只得继续在重庆读书，由大姑和大姑父照管。

1949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下野，国民党群龙无首，内斗加剧。孙科在蒋授意下把行政院迁至广州，李宗仁的总统府留在南京，国防部则暂居上海。年中，解放军逼近南京和上海，国府所有剩余部分也不得不迁至广州，两地易帜。再后，蒋复出。10月中，解放军攻入广州，国民政府溃散。这期间，爷爷曾随政府去广州，二姑父的经历不确定，按理也应该去了广州。大姑父则一直在重庆。兵荒马乱，他们三人无法相互商量，都有机会离开大陆，但都没条件带家眷。

国府崩溃后，爷爷从广州回到诸暨暂住。但乡下信息太闭塞，不久后他只身离家，大概游走于国军依然控制的各地。再后，局势急转直下，他没时间联系家人，只得当机立断，从浙江沿海乘船去了香港。在香港时他曾来信说去了南洋，但不可全信，因为当时邮件检查很普遍，他可能怕牵累大陆家人，在信中不敢说实话。几年后他辗转进入台湾。现在回头看，如果他当时没及时逃走，不仅他保不住命，他的所有亲人，包括我父亲，人生遭遇会更坏。纵观爷爷一生，他政治历练丰富，身处大变局而能保持头脑清晰，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根本原因是他看问题深刻透彻，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仰望。

大姑父在开会时突然得到通知，不许回家，立刻飞台湾。他想到孩子们太小，就找借口溜出来，放弃了最后的机会，留在重庆。新政府成立后不久，他又被请去开会，去了就没回来。当时很多人被杀，他本来可能也难逃一死，但是新政权注意到他社会影响力广泛，曾经的学生和同事正在台湾担任文武要职，就让他在报纸上写劝降公开信等。他有了统战价值，保住了性命，但还是以各种名义被关押、拘禁了几十年。好在即使在关押期间，他们这批人的生活待遇也有一些保障。政府把他们当样板，做给台湾人看。大姑父读大学时学农科，在里面重拾专业，做起了园艺。1975年，毛泽东指示最后一次特赦国民党战犯。大姑父在被抓时是文职，所以不算战犯，但也在同期被释放。他终于可以回家，之后做了政协委员。庆幸的是，他与大姑都比较长寿，两位老人重聚后恩爱地度过了很多年，然后双双仙逝。这也算对他们坎坷人生的补偿。

不同于退伍的大姑父，1949年时二姑父还身居军中要职，与二姑两地分离。国民党溃败后，二姑父先飞到香港，但想家心切。二姑一人带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中，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据说二姑父在香港读到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中共主办的报纸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劝告抗日有功人员放下思想包袱，共产党将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欢迎他们回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二姑父算计，凭自己抗战时对民族有功，应该可以见容于新政权，于是又飞回来。结果下了飞机就被押走，根本没机会见到家人，从此渺无音讯。很多年后家属突然接到通知，去领回他生前的衣物用品等，但他人早就没了，而且死不见尸，据说被枪毙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传来噩耗，二姑去世了。因为丈夫死得悲惨，二姑一生最艰难，但她顽强程度超乎常人，最后活到101岁。几年前我遇到她，她头脑清晰，态度豁达。她对我说，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申请为二姑父平反，因为二姑父抗战有功。但她不想那样做，因为她从不觉得丈夫有罪，当年杀他就是无信、不公不义，何必寻求虚伪的平反？愿二姑安息！愿她在另一个世界与二姑父相聚。

遥想二姑父，人聪明能干，本是一介青年书生，恰逢外敌入侵、民族有难，于是投身抗战，义无反顾。在国难期间他主动参军，赌上自己生命，并展现出才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他是个爱国者，虽然算不上头排民族英雄，与常人相比，毫无疑问他是个英雄。但他死得悲惨，没死在侵略者枪下，却死在自己同胞手里，而且死无葬身之地，尸骨无存。家人在他身后受尽迫害。为了生存，二姑后来改嫁。他们的孩子们，即使年长的，也不太记得他们父亲的样子。他们要么没享受过父爱，要么只享受过很短暂的父爱，却都一辈子受他牵连。他们的父亲对于他们来说只代表痛苦与阴暗的记忆。同样为了生存，他们都改随二姑的骆姓，平时从不谈父亲。即使想谈，也没什么可谈，因为不了解。第三代之后情况更严重，除了身上的血，与那个人什么关系都没有。想到这些，我觉得有必要写下我收集到的、关于二姑父的一些个人资料。

二姑父名为徐恒瀛。有些文献讲他时用同音别字，如“徐恒赢”等。他生于1911年，大概卒于1950年，离世时还不到40岁。他是江苏镇江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当年名校，圣约翰大学的分支，教学主要用英文，所以二姑父英文很好。我父亲读中学时曾短暂住在二姑家，后来长期住在大姑家，两家社交圈有很多重叠。我父亲能从家庭内外多渠道了解到二姑父的情况。在我父亲记忆中，二姑父在家里是个典型的丈夫与父亲，偏爱自己儿子。在工作中他有抱负。外人都看得出，他进取心较强，按常人讲法，算野心勃勃、很有干劲。抗战胜利后，国军大规模缩编、裁员，于是军官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抢功与官场倾轧不可避免。蒋经国的职务大变动，身边团队自然随之调整。二姑父被调离蒋经国，之后事业发展平顺，不算特别成功，但也小有成绩。在十几年职业生涯中，二姑父出版或发表过多篇书籍和报刊文章等，包括《合理的乡镇中心学校》、《革新地方政治之商榷》、《欧亚棋局》等，展现出政治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作为他的晚辈亲戚，我用这些文字纪念他，表达缅怀之情。

总之，爷爷与两个姑父的这些背景，造成建国后我父亲受压制几十年。

d.爷爷晚年

图7.改革开放很多年后，父亲找机会去台湾，探访爷爷生前单位与好友，得到一些他的资料。左图是他生平事略，由单位按照人事档案撰写。右图是他的追悼会场景，横匾由严家淦亲手书写。严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已去世。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源，各方面都相像，也有严谨的人事档案制度。这份事略没提到爷爷年轻时从事教育事业，但姑姑们都记得。

1950年代初，外界普遍认为国民党保不住台湾。离开大陆后，爷爷在香港住过几年，期间也许还去过南洋。后来大局稳定，他自觉年事已高，希望去台湾养老。但台湾因怕中共渗透，正施行严格封岛政策，禁止所有原大陆人员进入。爷爷得到陈诚与严家淦双重作保，才破例获得许可。当时台湾非常穷，工商业不发达，且人满为患，工作非常难找。他又在陈与严推荐下，进入台北建国高中做国文老师。建国高中好像是台湾排名第一的高中。据老友回忆，他与陈诚见面时无意间谈及生活中的不便，陈诚就为他在国营银行里谋得一份董事闲职。从此他拿双份薪水，待遇算出奇的好。

爷爷在台湾遇到一位同族侄子、我的远房伯父，双方往来较多。爷爷得到照顾，有了一些家的感觉，真是幸事。爷爷也资助伯父一家。当时台湾很穷，伯父子女较多，而爷爷有闲钱。图中追悼会上为爷爷披麻戴孝的大概就是伯父家人。伯父是基督徒，在他影响下，爷爷也皈依耶稣，这是另一件幸事。爷爷为人豁达、仗义疏财，经常借钱给别人。他遗物里还有别人未偿还的大额借条、抵押给他的房契等，他从没追讨。去世前他联系不到直系后代，就暂将遗产捐给建国中学，设立奖学金，约定子孙可领取。在他的追悼会上，民国现任副总统专门送来手书，这在当时算殊荣，在那代人心目中很崇高。总之，爷爷晚年身边没有儿女，但生活得蛮好，我们为他感到欣慰。

在2000年左右，我在美国读博士，虽然有全额奖学金，但因孩子多，造成经济拮据。台湾的伯父当时还健在，听说后就从建国中学将爷爷的剩余遗产取回，经家族长辈们协商后决定给我，大约两千美元，当时对我很有帮助。可惜两岸亲情隔绝几十年，爷爷从不知道我的存在。

父亲的历史

a.逃离政治风眼

抗战期间，众多学生和教师从全国各地逃到战时首都重庆，接收他们的学校多是临时筹建。抗战胜利后，这些人纷纷回家乡，造成很多学校停办或变更，所以我父亲在初中阶段多次转学，因此耽误了一年。他最后就读的初中隶属军事单位，校纪严格。有次他与同学打闹，擅自跑出校门，被勒令退学。之后他靠自学完成剩余课程并通过考试，避免了再度延误学业。战争期间很多孩子的教育被耽搁，所以在高中班上他年龄还偏小。

1949年12月，解放军占领重庆。不久后大姑父被收押，一家人立刻没了收入。多年战争，国民政府很穷，公军教人员工资只能维持温饱，一般家庭都没什么积蓄。大姑当时已是家庭妇女，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外加未成年的我父亲，生活变得非常艰难。很显然，大姑无力继续供养父亲，父亲只得退学。他只有17岁，高中读了一半，还差一年半，下一步怎么办？思前想后，他选择了看上去最困难的道路。他请求大姑允许他参加1950年夏季的高考。在之前的半年里，大姑外出工作，赚钱养家。我父亲在家看管两个小孩儿，为大姑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备考。

那半年是父亲生命中多次勤奋拼搏里的第一次。他很清楚，这是唯一机会。如果失败，他必须开始打工，将永久放弃学业。高中后半段的课程他都没学过，必须完全自学。时间紧、科目多，他争分夺秒。另外，按正常手续，他没读完高中，不被允许参加高考。他还得动脑筋求人办事，获取考试资格。

1950年，全国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各种乱象丛生，高考也受到冲击。父亲本来最希望借读大学的机会回到奶奶身边，比如去杭州或上海，但那年华东的大学都不在重庆招生，他只好打消回家乡的念头。当时没有全国统考，每个大学院系单独出考题，所以报考很多学校不现实。他挑了两所可能提供助学金的学校。第一个是离大姑家近的重庆大学化学系，第二个是最时髦的北洋大学电机系。考完后他焦急等待，不久后成绩公布，他迎来人生中第一个高光时刻，在两张榜上都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政治局势瞬息万变。考试前他还希望以后与大姑相互照顾，发榜时却发现那已变得不现实。大姑父在当地算名人，上了新政府的黑名单。如果父亲留在重庆，很可能受牵连，比如重庆大学因此不给他助学金。那样的话，他将无法完成学业，不但不能帮助大姑，还可能自己变成累赘、全家一起沉沦。于是他选择了北洋，试图远离是非之地。为筹备路费，大姑拿出压箱底的几段衣料，父亲在街上摆个地摊卖掉，得二十几块钱。父亲有个忘年交，自己并不富裕，但听说父亲要读大学，就慷慨地捐出二十块钱。有了这来之不易的四十几元钱，父亲怀着对困境中大姑一家的歉意，启程去天津。

b.大学里才华初露

父亲读大学期间没有任何亲人资助，全靠北洋大学的助学金和假期校内打小工的收入生活。正常读书时助学金每月10.5元，放假时打工收入与平时助学金差不多、还可能更少。在花销方面，伙食费是固定的每月10元，月初上交学校食堂一次，每餐不用另付钱。于是只剩下0.50元他可自由支配，其中0.13元理发，0.10元买肥皂，0.08或0.16元买邮票给奶奶和大姑写信，另外还要不定期花钱买纸笔等学习用品。不难看出他非常穷。同学们都知道他是班上最穷的人。

但他也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北洋电机系要求极高，当年在全国只招收17名学生，课程多采用美国原版英文教材。天津原是租界，一些同学英文很好，让刚入学时的父亲惊讶，自觉矮人一头，但也促使他用功学习。他确实天资过人，很快在学业上脱颖而出，成为全班绝对的第一名、教授和同学们公认的学霸，他一生以此为傲。我从小听父亲讲述他在大学期间的光辉历史，耳熟能详。到我读大学时，以为自己摆脱了父母的影响，但后来回想，当时我心目中的标杆，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父亲，而不是任何同学，虽然我当时不自知。有点可惜的是，父亲读二年级时，全国开始推行大学院系调整。北洋大学先后分两拨与附近几所院校合并成为天津大学，原来质量极高的北洋电机系因此被稀释。

父亲进大学不久，收到爷爷的信或传话，让他赶快去香港与自己团聚。建国初期，新政府对社会控制还不完全，国内与海外依然有较多信息交流，包括书信来往。更重要的是，大约在1952年之前，一般人可以坐火车从广州去香港，中间没人管。爷爷大概知道这个情况，于是急招父亲，但父亲没理睬。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父亲对爷爷感情生疏，缺乏父子间高度信任。爷爷为其他女人冷落奶奶，父亲心怀怨气。再加上父亲获得官方助学金，就觉得新政府好，自己有了生活依靠，不需要爷爷了。在那时的大学校园里，新政权主导政治教育与宣传如泰山压顶，学生们普遍政治热情高涨。年轻的父亲已变得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充满崇拜，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怀揣玫瑰色幻想。外部压力要求他与反动派爷爷划清界限，他积极配合。心里埋藏对爷爷的不满让他觉得这种配合没那么痛苦或困难。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国内政治形势随即变得紧张，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到来，包括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可想而知，从广州到香港的自由列车也在某一天突然悄无声息地永久消失了。当时国人还不熟悉、也看不透苏联式系统化、高强度的宣传攻势。父亲读书读报、参加政治学习和官方组织的集会，热血沸腾，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主动报名参军去前线。但他的家庭背景成了大问题，参军申请石沉大海。当然，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很难在一次热脸贴到冷屁股后就看清自己在这个全新社会中的地位，父亲更积极主动地接受洗脑，希望实现思想上的自我改造。一方面他求知欲强烈，愿意深入学习他还不熟悉的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也隐约感到家庭背景威胁前途，希望思想进步了就能获得组织接受。现在回头看，新政权从没想接纳他这样背景的人，他不可能获得信任。但他当时看不懂，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很多年。

改朝换代造成外国技术与人才离去，国内原有专业人员又因政治原因被排挤、大量流失，所以建国初期的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国家要求父亲那届大学生全部提前一年毕业，填补技术岗位空缺。1953年秋天，他满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来到东北。当时苏联在东北集中援建多个大型工业项目。它们是全国工业技术的最前沿，也是年轻工程师们梦寐以求的去处。所有新毕业生都聚集在沈阳，等待二次分配。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眼见同学们陆续拿到生产第一线、或国家重点单位里的岗位，陆续离开，只有自己迟迟得不到消息，才第一次清晰无误地懂了自己在组织眼里低人一等。

其实父亲之前多次得到信号，但一直拒绝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年轻人都不愿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比如他曾与同学们一起申请参军，组织选中他好友，却没选他。好友加入海军，转学进入海军院校，他很羡慕。但他以为那是朋友特别先进，自己比不上，但还算群众里的积极分子。在沈阳的二次分配给了他当头一棒。即使很不情愿，他不得不承认冰冷的现实，自己早被组织列入另册。最后，他被派到大家都不愿去的中专教书，感觉备受打击。但后来几十年里他见过很多人的悲惨遭遇，再回想当年，就觉得如果真进了重点单位，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更恶毒，他会被更凶狠地清算，然后被排挤出去，很可能连国营单位职工的身份都保不住。所以当年不得志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在1950年代后期，这个中专升格为大学。

c.政治凌虐下的青年时代

父亲工作后不久，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肃反”就是“肃清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是“胡风案”的延续。最初父亲天真地以为，这是自己的新机会，可以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清除头脑里残余的旧观念，然后获得组织信任。现实却是他成了斗争对象，被隔离居住、接受审查和批斗近半年。期间他绞尽脑汁，挖掘自己的思想，真诚地与毛主席著作相对照，然后毫不留情地否定自己，与家庭划清界限等。但这些努力到头来都白费。整他的人在内部已安排好如何处置他，其实不在乎他怎么做或怎么想。最后，年纪轻轻的他被定性为“有历史政治问题”，指的就是爷爷和姑父们在国民党里的那些经历。

肃反中全国上百万人被整，二十几万人被捕，五万多人死亡，其中两万多人被枪毙。在运动中被迫害、但事后还可以继续工作的人里，大多数被冠以“一般历史政治问题”。父亲的定性里少了“一般”二字，比其他人更严重。从此他头上有了一顶肉眼看不见的帽子，他因此连续挨整，不被组织信任，工作中处处受压制。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口号是“劳动化”和“思想改造”，具体方式包括把他们驱赶到农村去插秧、收割庄家、挖井、修水利等，或在城市里扫马路、植树等，当然还有永无停歇的政治学习和自我检讨，说白了就是体罚加洗脑。父亲头上的帽子比周围人更大，自然要做更多和更累的体力活，去别人都不愿去的偏远地方，写更多和更深刻的自我检讨等。在肃反之前他已低人一等，但还有点隐秘，留给他一些想象空间。肃反之后，这种状况被明确化和严格化，并一直延续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这前后长达二十多年，覆盖了他人生中最好的年华。

但父亲也交过一次政治上的好运，就是他阴差阳错地躲过了“反右运动”。1957年4月，毛泽东正式动员全国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并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党内外各种言论涌现，开始道出共产党上台17年之间社会上出现的严重问题。到了1958年，毛发起“反右运动”，以这些言论为依据，在全国打击右派，揪出五十万之多，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发送劳改营，比如臭名昭著的夹边沟，更多的人在原地接受批斗。很多人愤怒指责毛言而无信、耍阴谋诡计。毛回应，一年前自己是“引蛇出洞”，“这是阳谋，不是阴谋”，目的就是要一网打尽所有反对声音。

在大家“帮助党整风”期间，父亲因“有历史政治问题”，根本没资格参加单位里的各项活动，被派到草原深处的工厂里带学生们实习。他参加三班倒，还要讲课和备课，对学校里的大鸣大放全不知情。而城里的同事们忙于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互相揭发、批判、辩论、斗争，人人争当先进，焦头烂额，完全忘掉了他这个平时的“后进分子”。等他回城时，“抓右派”已经开始，大家都噤若寒蝉，全国一片肃杀，没有一点不同声音。他身处其中，当然也懂要管住自己的嘴。他早已习惯政治上矮人一头的地位，处处夹着尾巴做人。这时他尾巴夹得更紧了，什么都不说。如果大鸣大放时他在城里，大概率会被定为右派。评定右派的标准非常随意和宽泛。在父亲的单身宿舍里，同事A说自己工资太低，同事B为了不驳他面子、顺着说“对！”。运动来时A举报B“对党心怀不满”，不是B举报A。结果B成了右派，A成了反右积极分子。这类例子当时比比皆是。父亲本来就有政治帽子，如果当时不在草原，领导和周围人随便找出他一句话，他就会被定为右派，人生也就毁了。他逃过这一劫，真是老天保佑！

父亲从反右运动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深深影响之后的人生。他明确认定独立思想是危险的，要生存，就必须万事都顺着上面，不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言语，要远离政治和社会问题，把心思全放在专业技术方面。在国破家亡中成长的他，也曾是位内心充满社会理想与政治激情的少年，但现在他坚决要把自己变成书呆子。这也是我身上书呆子气的家庭根源。父亲的思想改变，正是毛发动反右运动的目的，就是让全中国有思想能力的人都不敢思考、只听他的，手段就是杀鸡儆猴，狠狠打击5%的人，让其余的95%思想自戕。父亲在后来的人生中这样做了，也达到了最大的预设目标。虽然头顶历史政治问题的大帽子，他在一次次疯狂的政治运动中存活了下来，保住了专业工作，并成为行业专家，再恋爱、结婚、生养孩子，为我和姐妹们提供了较好的成长环境。绝大多数与父亲家庭背景类似的人，即使才华横溢，在那个年代也都被社会无情抛弃，珠沉玉磒了。

d. 骨子里从来是书生少年

但是父亲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他关于社会的思考停滞了。经历过1960、70年代的成年人，大都有过一个人生关键时刻，就是意识到“做事的重点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让重要的人高兴”。这个“重要的人”就是掌权者，比如领导或党组织。有些人在十几岁时就从父母的经验中悟出这个原则，大多数人在二、三十岁时从自身经验中得到。但我父亲一直不懂。他的处世之道还停留在民国时代的青少年教育，他的道德信条类似于抗战时期的童子军守则。虽然被整了几十年，他依然看不透这个整他的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他主动停止了关于社会的思考。

1980年代初，留学回国之前，父亲看到个人计算机在北美兴起，竟然计划用自己全部积蓄买一台苹果II，然后捐献给单位。当时国内人还没听说过个人计算机。父母单位里只有一台上海产DJS-130，体积巨大，占用一层楼，严格要求环境温度和湿度，运算能力却远不如更早期的苹果I。上海计算机厂每年只生产6套DJS-130。单位要购置一台，连带专用机房，总投资大约3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绝对算天文数字。同时期单位与隔壁国营纺织厂谈判，希望买一幢多层多单元住宅楼，对方要价只有6万元。父亲出国前就是单位里这台计算机的主要用户。出国后他接触到苹果II，为之震撼，觉得如果单位有一台，对科研会有很大促进作用，于是想竭尽自己全部财力买一台。还好，他最后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因为钱不够。一台苹果II售价近1500美元，外加周边设备，至少2000美元。留学期间父亲极端节俭，靠从牙缝里省钱，但积攒到临近回国，算来算去还是买不起。

父亲人到中年，自身和家庭都经历过深重苦难，却头脑极端简单，程度让外人难以想象。他不懂得，虽然单位名义上是象牙塔，但并没什么人真关注科研。即使那些“学术骨干”，平时与他讨论业务，但心里更关心的是提干、评职称、涨工资、分配住房等。在他们眼里，单位里建住宅楼、买小汽车、修路、修假园林等与生活相关的项目，都比先进计算机更实在。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绝大多数人看清了，利益最重要，理想主义行不通。但父亲例外，即使身处这些人中间，依然看不懂他们的心思。如果父亲真花光自己的积蓄，为单位买了苹果II，同事里也没人会真在乎或感谢。更何况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苹果II不久就落后、被淘汰，父亲没买成，算是万幸。他计划落空，却让我家受益。他因此在回国时有钱买电视机、录音机、自行车等，让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一大截。

1980年代中期，父亲有了行政级别。一位亲戚从浙江来东北做生意，买方是个政府单位，欺负他代表非公企业，恶意拖欠钱款。他找我父亲帮助。父亲听到事情经过后很气愤，但想到的唯一办法是给《光明日报》写信，揭发对方的违规行为。在父亲头脑里，《光明日报》会欢迎这样的民间揭发，政府单位也会因害怕被媒体曝光而主动改正。这些想法大概是民国后期中学教科书里的内容。抗战的时候，中美交流深入，中国学校把美国制度里的分权与制衡思想写进教科书。几十年之后，早已物换星移，父亲却还以为中国也遵循这套原则，不理解现在的媒体与政府是一家，合伙对付老百姓。这样的父亲，在其他人眼里肯定算傻。但我理解后觉得他是对的，虽然天真，没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

父亲长期被打压，无权无势，却一直勤奋向上。这样的人都不愿意相信位高权重的人很平庸、很卑鄙。因为如果体制那么不堪，升上去的都是坏人，好人都被排挤下来，为什么自己还一边努力做好人，一边寄望在体制内获得成功呢？那岂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中年时的父亲对社会依然抱有很多幻想。在1970年代，他非常崇拜周恩来，之后崇拜邓小平。1990年代后期，听到朱镕基说，“我已经准备好了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自己”，他备受感动，觉得朱是大清官、中国的贪腐问题有救了。后来读到邓的儿子变成世界巨富、朱的儿子靠老子关系发大财，他拒绝相信。不过退休多年后，他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开始看清周的本来面目。

记得大约在1979年，我考初中前后，一个深夜父亲在灯下读到北岛的著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受触动，转身激动地读给我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他一遍遍地面对或平庸、或卑鄙的当权者们，却还是幻想他们头脑里有大智慧、内心深处藏着崇高道德、只是有不得已的难处，而不愿承认他们就是平庸和卑鄙，更看不懂他们之所以位高，正是因为他们平庸，他们之所以掌握大权，正是因为他们卑鄙。父亲不能把书里读来的道理与丑陋的现实联系在一起。

母亲的历史

我小时候去过外公外婆家，他们也曾来我家住。那时外公身体很好，喜欢带着我到处溜达。我们每次出门都徒步走很远，超出我平时活动范围。他总是一边走一边用很浓重的乡音给我讲故事。我当时不懂故事里包含的意义，但对细节记忆深刻。总之我很喜欢外公。

我读初中时，父亲已愿意在家里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我们孩子都爱听。但母亲很少讲自己的历史。记得一个周末，父亲又讲起他年轻时的经历，我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他出门去单位，我就转向我妈，坚持让她讲她的事。那是母亲讲述她经历最详细的一次，我记忆深刻。

a.一念之差改变命运

母亲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沟帮子乡，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她家自认原籍山东，闯关东来到东北，家庭习惯与山东很像，儒家传统深厚，包括重男轻女。但是1990年代人口普查时，官方认定他们整个村都是满族。我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村里人要生男孩儿，但计划生育政策太严，逼得他们一起糊弄普查人员，因为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不过我也没有可靠证据反驳官方说法，也许那个地区确有满族人，也许我姥姥、外公的妈妈、外公的姥姥等有满族血统。

姥爷是个健壮能干的农民，本来自己有田地，家庭富足，但不算大富。他对我讲过，他年轻时家周围经常有土匪出没，杀人抢钱。他就在家里备置长枪，但又不想让外人知道，所以为了练习开枪，就往自家的灶火坑里射击。自己家里竟然有枪！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又羡慕不已。

土改时外公被定为地主。共产党在农村搞革命，简单讲就是让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掌权，把原来乡邻宗亲里受尊重的、老实肯干的人都打倒，让前者夺取后者的土地与地位。东北土改与后来的历次政治斗争都体现新贵们的特点，手段简单粗暴，内含强烈的忌妒和变态的残忍，充满社会底层的丑陋。运动高潮时，姥爷被关起来吊打，死去活来。运动之间，干部们恣意凌辱。比如大年三十和初一，一般人家都在喜气洋洋地过年，干部们就偏挑这个时候，把地主富农们都集合起来，去村头厕所刨粪。寒冬中粪便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地主富农们就必须抡起镐头刨，粪便的冰渣四处飞溅，落在他们的衣服里、脸上、嘴里，这时村干部最开心，觉得达到了预想效果。这类情况在当时很普遍，外公的经历并不算特别。

外婆本是个很健康能干的农村妇女，土改时被吓出精神病。后来慢慢恢复了，但留出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会发作。她在我家住时，我们都时刻注意，避免因不小心把她独自留在一个房间里。无论出门做什么事，我们都要带上她。

母亲曾无意间讲到一件小事，但我记忆深刻。土改时舅舅还是个小男孩，看到自己父母如此遭罪，心中屈辱羞愧，愤恨难平。有次外公被关很长时间，当然又被上刑。他回到家以后，舅舅凑上来对他说，“爹，你去死吧，以后我给你报仇！” 外公说，“我才不去死呢！”这种乐观态度让外公活了下来。

当初外公外婆不太把母亲的教育当回事，而希望重点培养舅舅读大学。但母亲小时候读书很好，每门功课成绩都是5分。初中毕业后，外公外婆没让她读高中，她就闲在家里，一时没事做。偶然得知一位同学报考了公费中专，于是她也跑到县政府报名，却被告知她没资格，因为外公是地主。情急之下，母亲听人说可以去其他县试一试，就马上跑到隔壁县报名。当时农村管理还不严密，更没有信息联网，母亲才得到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考到父亲教书的学校。母亲1954年入学。大约两年后，中国开始实施户口制度，城乡之间被人为隔绝，人口管理变得极端严格。母亲的弟弟妹妹们再没有机会报考高等院校，都在老家做了一辈子农民。

b.“铁姑娘”遇到白马王子

母亲在校读书时，与父亲互相不认识。但父亲是教师，母亲大概知道这个人。1957年母亲毕业，分配到哈尔滨电业局。刚工作时她每月工资28元，把20元寄给父母，只留8元给自己。类似的极端情况一直延续到她与父亲结婚。好在国营单位都补贴自己的食堂，电业局更不用说，员工吃饭很便宜。她工作不久后恰逢三年大跃进，全国时兴在食堂里吃饭不要钱。她婚后继续几十年如一日寄钱给娘家，从未间断，只是比婚前有节制，但还是远超一般人。父亲也寄钱给奶奶，但奶奶去世得早。东北农村地广人稀，本来很容易养活人。但经过土改、户口制度、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等，农村变成赤贫，农民连生存都困难。母亲是娘家唯一的城里人，教育程度最高，赚钱也最多，自然成了全家的依靠。

1957年，松花江流域暴雨成灾，哈尔滨发大洪水。母亲刚参加工作，在抢险救灾中展现“铁姑娘”精神，表现特别突出，被全局通报表扬。当时女工程师很少。单位里来了一位女生，工作努力，又快速成为先进，领导自然注意，就计划培养她。恰好，电业局得到一个宝贵名额，要派人去她的母校进修，学习苏联最新技术，领导就把名额给了母亲。在学校里，她被视为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师，很受尊重，地位等同教师，参加教研室日常活动，于是与我父亲相识。那时反右运动过去不久，全国正在进行大跃进，经历大饥荒，饭都吃不饱。父亲已学会闭嘴，远离政治，把自己独自关在实验室里，专心科研。当时他有一个项目，要把苏联的一套设备国产化。母亲得知后，觉得这个项目与自己来进修的目的恰好相符，就主动提出帮助父亲一起做实验，于是两个人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图8. 1956年时父亲的样子。当时父母还互相不认识，但在同一所学校，父亲是青年教师，母亲是学生。母亲当然见过父亲，并且看到的应该类似这张照片里父亲的样子。父亲的老照片远比母亲的多。父亲成长于济南、浙江诸暨、重庆和天津，要么是城市、要么是比较富裕的乡村，拍照机会较多。母亲成长于东北农村，小时候和年轻时基本没留下照片，大概因为没条件照相。在我家下放农村的那几年，我们都没有照片，因为附近没有照相馆。我小时候的东北农村尚且如此，更何况母亲小时候。

c.为爱情抛弃政治前途

半年后，母亲进修接近尾声。父亲把母亲邀到操场上，表达了想做男女朋友的想法。之后父亲在吉林，母亲在哈尔滨，谈了一场远程恋爱。父亲有寒暑假期，届时可以去哈尔滨看望母亲。热恋时母亲也趁五一、十一等节日，找借口多请几天假，跑到吉林来看父亲。我们小时候，父母极少主动谈论他们的恋爱经历，他们在这方面都很拘谨。不过几年前父亲闲聊中透露了一个小细节，让我心头一动。在他们关系明确、已在计划婚期时，一次母亲来吉林看父亲，临走时两人在车站告别。母亲动情地对父亲说，“你娶了我，以后不会后悔的！”母亲在表达要成为好太太、好妈妈的决心。我纵观母亲一生，逐个回想我们家经历的所有坎坷，包括其中父母之间的磕磕绊绊，发现在压力下她有过妥协，但每次她都坚守对家庭的信念。我们这个家就是她心里不可触动的底线。在为人妻、为人母方面，她完满地做到了年轻时的承诺。

完成进修后母亲回到原单位，不曾想招来领导不满。她在哈尔滨曾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分手了。大概她的新恋情让前男友嫉恨。前男友探听到父亲有历史政治问题，就写信给母亲的领导。领导派母亲去进修，本意是要培养她，为以后提拔做准备，没想到她找了个有政治问题的男朋友，简直是故意让领导难堪，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单位很重视，专门与父亲所在学校联系核实，发现反映的情况属实，母亲在哈尔滨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当时万事都要政治挂帅，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电业局属国家敏感单位。当年父亲大学毕业时，就是因为长辈与国民政府的渊源，虽然学业优异，还是被这类单位坚拒于门外。如今他谈婚论嫁，他的爱人也不被容纳。领导把母亲调离原岗位，先外放到用户单位，不久后再把她排挤出电业局。之后她在哈尔滨换过几次工作。

父母在1961年结婚，但继续分居两地。当时中国与西方隔绝，全面追随苏联。哈尔滨是苏联势力进入中国的桥头堡，集中了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项目，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相对地位高过同时期或后来的上海。而吉林只是个内陆三、四线小城，不可同日而语。父亲曾试图调到哈尔滨，但就像他一生中其他调动工作的企图一样，毫无成效。一方面，他的政治问题严重限制他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他缺乏基本办事能力。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里，从小城市调到大城市，需要很多不可明说的手段，他完全不会。父母结婚两年后，我姐姐出生。母亲独自一人在哈尔滨既带孩子又工作，太艰难了，不可能再坚持。于是姐姐几个月大时，母亲调到父亲的学校做实验员。从一线大城市调到小地方就像小孩玩滑梯，是走下坡路，相对容易得多。

躲不掉的政治

a.奶奶郁郁而终

1960年代初，奶奶走到了生命的末尾。父母婚后立刻回诸暨老家看望奶奶。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她格外高兴，但这份喜悦也只是昙花一现。爷爷已离家十几年，在有生之年夫妻重聚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其实已没有可能。奶奶的四个孩子散布在全国各地，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身难保，没能力孝敬她。其中我二姑处境最糟糕。她在城里拼命找活路，把几个孩子留在老家，托付给奶奶照顾。

土改开始后，奶奶的田产都被没收。父亲与伯父每人每月寄给她二十块钱。她完全依靠这笔钱生活，并抚养二姑的几个孩子。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她被批斗，受了很多苦，心中闷气难平，见到我父亲就希望能带自己走，远离眼前的一切。奶奶大概以为东北那么遥远，肯定是另一番天地，与身边环境不一样。她不知道，东北还不如浙江。至少她没像我外公那样被吊起来打，也没像我外婆那样被吓疯。奶奶不理解社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父亲也没办法向她解释清楚自己的处境。再说，奶奶还为二姑带着孩子。如果奶奶离开了，那几个孩子怎么办？二姑岂不是更艰难？最终奶奶没能来东北，继续在家乡硬撑。

又过了一年多，奶奶去世。临终前她孤苦伶仃，儿女们都不在身边，只有她妹妹陪在病床前。她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她的最后一句话说给了妹妹，“我真想和你姐夫再见一面啊！”

奶奶本来早为自己修了墓穴，但在大跃进期间，村干部带人刨开墓穴，只为得到里面的一点点钢筋。奶奶去世后简单土葬在自己的娘家，诸暨上京村，离骆家桥不远。原因倒不复杂，骆家桥地势低，不适宜作墓地。我父亲小时候常住在上京村外公家，留下很多童年的美好回忆。但时间来到文革，社会气氛变得疯狂，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人做得出。上京村一个无赖竟然打开奶奶的大坟，盗走她的棺木，只为偷里面的东西。后来每提及这件事，父亲都愤恨难平，此生再不想踏足上京村。

b.文革到来

1963年底，父母终于在吉林团圆，但还没过几天正常日子，狂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就降临。文革正式始于1966年，但在1965年下半年，文革的乌云就开始聚集。首先在单位里，党委号召大家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质性的整人已经开始。半年后，北京传来消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文革达到第一个高潮。吉林的红卫兵也去北京接受了检阅，然后把打砸抢经验带回来，于是文革在吉林四处开花。

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历了很多场政治运动，能预感到下一步大约将发生什么。我爸妈开始担心我爸将被殃及。于是我妈积极加入到“革命群众”中，处处表现得不落人后，因为这样做可以知道一些消息和动向，也为我爸在政治上加分。我爸因为他的历史政治问题，没资格像我妈那样做革命群众，只能默默地躲在我妈身后。当时毛说过，“坏人只占百分之五”。他们就在家里掰着手指头计算，整个学校已揪出多少人了，够不够百分之五。他们希望人数凑够了，上面就会收手。当然，他们算错了。

文革正式开始后不久，父亲被揪了出来，罪名是“反动学阀”，虽然他只有三十几岁。父亲很早就被学校里各路人马公认为学术顶尖人物，即使在“学术顶尖”被视作罪行的时候。在群众大会上，他被押上主席台接受批斗，胸前挂一个很重的黑牌子，双手捆在背后、再被硬提起来，同时头被按下，做认罪装。他被画黑脸、就是脸上乱七八糟地涂上黑墨水，再剃阴阳头、就是用理发推子在头发中间推出几条沟，然后游街。这样折腾一天，等他晚上回到家，看到我妈已经哭得不能自持，于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继续哭。他们开始商量，咱们一起死了算了。但是回头看见刚会说话的我姐，又发现自己不能死，死了就没人养我姐了。

文革越演愈烈，城市里武斗升级。各个军队单位蠢蠢欲动，有意介入地方政治，但中央明令禁止。其实武斗的根源就是中央里的派系斗争，这点全国都心知肚明。在中国，政治从来高于军令，于是各军队单位对命令阳奉阴违，默许自己支持的地方派系闯入军营，“抢”走大炮和各类重武器。城市里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有了大炮，开始互相轰，很多炮弹落在父母单位里。我从小就注意到炮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在大楼的外墙上、烟囱的侧面等。我一直好奇，但大人们都不愿多讲，大家都避讳那段历史。成年后我才逐步得知弹痕背后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我回家时，发现那些弹痕还在。武斗冲乱了学校里的一切活动。不幸中的万幸，针对我父亲的批判也无法照常进行了。在1967年武斗最厉害时，学校里没人管事，父母就趁机带我姐去北京亲戚家里躲避过一段时间。

图9.左边照片拍摄于1965年6月，我小时候见过，但没留下什么强烈印象。最近与太太一起又翻到，我们都注意到我妈漂亮的烫发。当时是文革前夕，大跃进和困难时期过去不久。即使在上海，烫发这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不被允许，甚至没有理发店敢做。一位在吉林的年轻妈妈，每天忙于两岁的婴儿，却烫发并留影，以今天眼光看还很标致大方。我和太太都猜不出我妈怎么做到，但至少说明她年轻时是个时髦女生，刷新我心目中的母亲形象。这也是我能找到的、她青春时代最后一张照片。这样说不仅因为她接近30岁大关，更因为单位在下半年开始大搞政治运动，父母每天提心吊胆，原来的理想与希望全被现实粉碎，青春心态戛然而止。右边照片拍摄于两年后的1967年夏天。吉林武斗最厉害时，父母带我姐去北京避难，难得一小段放松时光，期间在天坛留影。这是我能找到的、我家下放农村之前最后一张照片。其中父亲一脸阴沉，母亲则为拍照摆出笑脸，神采远比图1里好。下放那几年对她影响巨大。我小时候从没仔细观察过母亲。现在看她的脸，从中看到了我外公和舅舅阿姨们的影子，当然也看到我自己。

后来武斗平息一些，他们回到吉林。父亲被编入“黑帮队”，每天集合起来做苦役、写检查。活动包括扫厕所、拔草等，一边干一边还要当众唱“黑帮哀嚎歌”。其中写检查就是往自己头上扣各种罪名，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造反派们给每个“黑帮分子”冠以各种罪名，而后者必须接受和承认，不容申辩。进入1968年，迎来新一波更恶毒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国几千万人被批斗，五十万人被斗死。父亲的处境变得更坏，父母都变得麻木。现实的恶劣经常不是最坏的，更糟糕的是人失去希望。厄运成为常态，前方没了奔头，内心就会屈服于外部压力。

父亲在挨整，父母都懂，在那种大气候下，母亲最好的、也是唯一现实可行的策略就是表现得积极主动，希望因此抓住一点政治上的救命稻草，既为自己好，也为父亲好。当时所有挨批斗的人的家属都站出来批斗亲人，挨批斗的人自己也拼命批判自己，我从没听说过例外。在各种场合，母亲站出来与父亲划清界限，一方面是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基于思想中对党与毛主席的忠诚，母亲也是真心实意，并不是简单的演戏。无论在当时或事后，父亲都理解母亲为什么那样做。其实那时父亲同样无限忠于党和毛主席，也觉得自己有罪。但是理性上理解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

父亲一直不能完全忘记文革期间母亲的一些言辞与脸色。那些事无疑破坏了两人之间原有的绝对信任，而且破坏之后就很难修复。中年后，父亲在生活琐事中偶尔流露出不耐烦和嫌弃，明显不妥也不智，但程度没有超过周围其他中老年夫妻之间的常态。母亲很敏感，察觉到两人之间存在丝丝冷意、原来的浪漫感情已被损伤。大概她内心深处猜到问题之所在，却从未说出口。她自己对自己都不承认那段历史，但对现状她强烈不适应，拒绝接受，希望弥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抱怨，又经常找不到恰当理由，于是只好忍着，强压住怒火。直到更年期时她再也忍不住，所以脾气大爆发。

c.我出生和全家下放农村

我出生时，父亲正处于命运低谷。他在单位里的地位近似、或就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代表什么？即使别人打你骂你，你都不敢反抗。父母每天夹着尾巴做人。我妈怀我时就开始为分娩犯难。如果突然临产，怎么去医院？按惯例应该向单位申请出车接送，但那种政治身份，你叫车，谁理你？到了医院又怎么办？东北是人情社会、权力社会，没有什么规则真靠得住。原来你是大学老师，人家尊重你。现在你是“阶级敌人”，你老婆孩子死了，人家会在乎吗？即使在正常时期，我爸都没有办事能力，家里什么事都靠我妈张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如果我妈躺在床上不能动，等我爸去求人办事，我妈怎么可能放心？最后他们找到一位邻居的太太，是很有经验的产科医生，愿意帮我妈接生，于是我妈决定在家分娩。我出生时因为个头太大、分娩时间过长，是个“死胎”，不哭、没有呼吸。幸亏接生医生水平高，在没有正常医疗仪器、药物或帮手的情况下，徒手把我救过来，我才捡回一条命。

我刚出生没几个月，单位开始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毛断言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导权已不被无产阶级掌握，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所以要把“资产阶级分子”们从各大机关单位里揪出来，然后撵到农村去。大学要区分哪些教职员工是“无产阶级”，将被赋予学校内所有权力，包括上讲台的资格，以及哪些人是“资产阶级”，需要被揪出来。毫无悬念，我爸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家离开吉林去农村时，我既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

从大学老师变回农民，严重冲击我妈的心理底线。她是原生家庭里唯一的城里人，是在农村的家人们通往城市的唯一现实管道，也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历史上，东北的农村与城市差别不大，各有千秋。1950年代初期，我父母的熟人里有几个本来在城里工作，但因各种原因不开心，在户口制度实施之前自愿回农村务农。在他们看来，农村甚至比城市好。但是1960年代末我家下放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东北农村已变得极端贫困落后，人们普遍缺衣少食，生活没有希望。

没有亲身经历毛泽东时代的人，很难理解那时城乡差别之悬殊。在1970年代初期我家刚回到吉林时，街坊邻居里的残疾男人、或那几个智力有点缺陷的“二傻子”们，都很容易从农村找到好姑娘做老婆，一点不费力。我们住宅区附近有个跛脚男青年，由于身体原因被所有公家单位拒绝，只能靠摆地摊修鞋谋生，却娶了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农村姑娘做老婆。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就一起坐在马路边。男人两条变形的腿摊放在地面上，手里却永远忙个不停，同时用言语和目光不断向女人献殷勤。而女人则百无聊赖，一脸不耐烦。在当时，农村里的漂亮女孩如果能嫁给一个有市区户口的残疾人，就觉得要烧高香。不是那个残疾人要烧高香，而是那个村花要烧高香。可见农村人的地位有多低。

那个年代，我舅舅和阿姨们都指望我妈帮助。比如舅舅的孩子到城里读书，都是我妈一手操办。再比如，每个阿姨出嫁之前都到我家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与城市代表的文明，意义有点像现在年轻人去外国留学。我小时候，三姨在我家照顾我到一岁半，包括在农村半年。父母一直念叨她的好，说她诚实本分，可惜我没什么记忆。但我记得四姨和五姨在我家常住。每次有阿姨结婚，父母就要大采购，然后家里要找地方堆放买来的东西，等农村来人拿走。我还记得其中几样必备的大件，一个大落地钟、几匹各种颜色的布料、一大堆挂面等。

我家下放时，二姨与舅舅都已成年。二姨正好要结婚，她与二姨夫来到我们在农村的家里借钱。我妈说我家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后也是农民。现在刚到农村，很多地方需要花钱。我妈借给他们一笔钱，但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多。结果两个人拿了钱就走，从此生我妈的气，与我家断绝来往。不久后舅舅也到我家要钱，可能因为我妈寄给娘家的钱突然变少。我妈又向舅舅解释一番，给了他一些钱，但没有像他要的那么多。舅舅明显不高兴，抱怨我妈说，“你们家每个月都从国家领工资，怎么可能没钱？”送走舅舅，我妈倒在炕上大哭一场。她是在自责。大约在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二姨家还了钱。但那么多年过去了，同样数目的钱对双方的意义都已大不同。

我小时候听说二姨的事，觉得她太不讲理，但后来有了更深领会。她与我妈年纪相近，从小一起长大，自然心里藏着姐妹之间的较劲，“都是一个妈生的，哪方面我都不比你差，凭什么搞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家里人都把你举得那么高？”看到我们在农村的家，她又觉得“现在你也是农民了，和我一样，你还有什么了不起？”说到底，她们姐妹之间的鸿沟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二姨只是个农村女生，虽然锥心刺骨地感受到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却完全无能为力，也想不明白背后的原因，只能把矛头对准自家姐姐。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秦王嬴政口里的“布衣之怒”。不过，二姨家心中还藏着骄傲，稍富裕起来就想到还钱。我成年后体会到他们的心思，肃然起敬。关于钱，那个年代的舅舅阿姨们都认为，我妈的钱就是他们的钱，因为大家本是一家人。我妈很理解他们，因为她也曾信奉这种观念。她后来发现行不通，但还是尽力迁就娘家人。

可想而知，我家从城里人变成农民，我妈的挫折感有多大。她失去了帮助父母和弟妹的能力，觉得自己半生的奋斗全化为乌有。她完全依靠自己努力，从辽宁乡下农民的女儿摇身变成东北最时髦城市里国家重点单位的一名女工程师，年纪轻轻就受到单位重视，前途无量。但在跟随我爸的第一个十年里，她先被领导打入另册，被调离关键岗位，再被挤出单位。之后有了女儿，她不得不离开哈尔滨，来到小城吉林与我爸相聚。一家人在一起没过几天正常日子，又因为我爸的原因被发配到土门子做农民。当时吉林农村比辽宁农村更落后，我妈的处境比她的人生起点还低，我爸的作用似乎就是拖累家庭一步步下滑。我家刚到农村时，我妈对我爸怨气很大，但我还不记事，只是后来听说。在农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记事了，没见过我妈埋怨，大概她已慢慢接受现实。我爸也无可奈何，面对命运的沉沦只剩硬挨，没能力改变大局。他对我妈没有长篇大论，但基本态度就一条，“我也没办法，如果你受不了，可以离婚”。而我妈绝不可能离婚。一方面，她的道德观念就是从一而终。另一方面，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离婚也不能让她重回原来的人生轨迹。

d.父母和长辈的思想概况

父亲专研学问，深陷自己的世界里，曲高和寡。母亲则生活在现实中，脚踏实地。她不是深邃的人，但性格中藏着勇气与爆发力。追溯母亲的一生，她有两大思想根基。一是来自家庭传统的女性伦理，就是结婚前孝敬父母，结婚后跟随丈夫。二是那个年代的政治教育，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和毛主席让我怎么做、怎么想，我都照办。母亲努力做个好人，拿出最大热忱按这两个原则生活，却没有能力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

结婚前，母亲一方面以“铁姑娘”精神为党和毛主席工作，另一方面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孝敬父母。但党和毛主席在农村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无情地折磨她父母，置他们于生与死的边缘。就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母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矛盾，就只好装作没看见。结婚后，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对丈夫和家庭尽心尽力，到了忘我的程度。但是文革来了，党和毛主席要求她批判自己的丈夫、与丈夫划清界限，她也照办了，因为她已经接受了无处不在的思想灌输，认为党与毛主席永远光荣、正确、伟大。母亲从没想明白自己的矛盾。在她大半辈子里，“听毛主席的话”与“嫁人从夫”这两股思想在不同时代互有消涨，反映到她头脑里，她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

在文革初期，父亲与母亲类似，即使一直受迫害，他也崇拜毛主席，紧跟党的思想路线。那时的知识分子基本都如此，不崇拜党和毛主席的人不可能在任何机关单位里生存。1949年后父亲家破人亡，他努力与亲人划清界限，不断向组织表忠心。即使自己长期被整、被压制，他还坚信那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没有理解高深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改造掉从旧社会、旧式家庭带来的思想。他苦思冥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想错了，哪里没有达到伟大领袖的要求。

父亲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有思想能力。林彪被打倒后，他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毛，但也只是开个头而已。长期而残酷的政治让每个人都习惯性地恐惧，主动压制自己对领袖的怀疑。在当时他远没有想透。几十年之后，社会已时过境迁，他也年逾古稀，原来的危险早不存在了，他才开始深入思考。在过去几年里他一遍一遍地修改自传，主要改写的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对国家政治的看法，就是因为他在耄耋之年才逐步看清当时的大局。

父亲在很年轻时就被扣上政治帽子，被周围人打入另册，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大减。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停止思考社会问题，这影响了他对很多事的理解，包括亲情。他过分敏感于亲人对自己的伤害，却对外人伤害自己很大度。比如文革时给他胸前挂牌子的人、给他剃阴阳头、押他游街的人，他并不记仇。他做领导时与这些人打交道，就像那些历史从未发生过。肃反时期他的一位同事主持批斗他，说了很多不实之辞，害得他被整得更惨。对方从没有明确道歉过，文革后他们却成了好朋友。但是父亲一直记得小时候寄宿在二姑家，三岁的侄子打他一棍，二姑没有阻止。父亲需要在党的统治下生存，所以内心不敢深究很多事。因为如果深究，就很难正常生活和工作了。他停止了思考，所以虽然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却依然看不懂那些主谋与打手们内心多么丑恶。不懂世上的大恶，亲人的小辜负就显得特别严重，在他心里抵消了亲人的好，造成他对待亲人时不够懂得感恩和宽容。母亲没兴趣研究抽象的人文理论，却深刻理解父亲。她看清了父亲的缺点，但还深爱父亲。而父亲虽然读了很多书、知道很多理论，但他对母亲的理解却相对泛泛，常把母亲对他的好当作理所当然。现实中这样的夫妻很多。

疯狂年代让所有人扭曲，我父母绝非特别。在父亲家里，大姑和伯父与父亲遭遇大同小异。虽然一辈子受压制，但他们在思想和言行上紧跟党、与爷爷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他们声称这是出于觉悟。但我看他们其实迫于环境压力，不得不如此，否则无法生存。尤其大姑父，在被拘禁期间必须参加高强度政治学习。他说自己因此进步很大，其实他是被洗脑。他们在工作中都勤勉努力，在生活中谨小慎微，从而换得起码的安全，保持了家庭完整，后代发展虽受过限制，但通过自己努力，结果还算正常。

二姑就苦得多，即使完全跪下也得不到任何机会，她的孩子们跟着她倒霉。在丈夫被杀后的几十年里，她被政府敌视，生存环境异常艰难。为了活下来她不得不极端顽强，也变得冰冷无情，严重伤害到家人。她的儿女们在成长过程中，因为二姑父的原因，得不到任何机会，二姑又没有表现出正常母爱，造成他们人生不顺，心里积怨难平，不能原谅二姑。尤其她大儿子，小时候非常聪明，却因父母牵连，找不到进身之阶，半生抑郁，后来精神失常，令人痛惜。我从没机会与二姑长期相处，但知道她的故事，心里不免同情她。现在回头看，如果我爷爷当年像二姑父那样心软，没离开大陆，我父亲和伯父的人生就会更差，将类似二姑的孩子们。而如果二姑父当年狠下心来，留在香港，二姑和孩子们的境遇将类似我父亲和伯父，会好很多。

东北社会环境远比江南恶劣。土改、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东北农村的破坏巨大。农民即使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非常贫穷，不得不算计小钱，亲情相对变淡。我读大学时，姥姥姥爷之间发生了一件有点好笑的事。当时他们都已暮年，一次阿姨突然传来消息，说他们闹矛盾，需要母亲出面调节。原因是母亲给家里寄钱时，习惯把姥姥写成收款人，不曾想姥姥把持这笔钱，不愿分给姥爷。在农村，家里父亲年纪大了，都需要“分家”，把财产分给儿女。分家后姥爷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于是向姥姥讨要我妈寄来的钱，但姥姥不想给。母亲介入后，这个矛盾才化解。年轻时姥爷是顶天立地的东北汉子，让孩子们和周围人都敬畏。但这个政权攫取了他所有财产，也夺走了他的尊严。遥想他老人家不得不为小钱丢斯文，我心里为他难过。母亲几十年全力帮助娘家人，但到了文革后期，不得不承认她无力改变弟妹们的命运。舅舅与阿姨们年轻时都有过梦想，也曾努力，但找不到出路。他们全都生存下来、成了家、有了孩子，就已是奇迹，无力再要求更多。好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的下一代可以打工、读书或做生意，生活才有了起色。

e.文革遗留的情节

文革前期，母亲当众批判过父亲，在家里也对父亲有过嫌弃言语和情绪。从文革后期我开始记事起，母亲就像完全忘记了这些事，仿佛它们从未发生过。其原因很简单，“听毛主席的话”作为一股社会思想势力，在林彪倒台后有所退潮。母亲也逐渐告别青年时代，对生活有了更深体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早已与父亲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于是在她心目中，“女子从夫”的传统道德观念又重新变成主导思想，而“听毛主席的话”则被忽视。

她不愿再想起以前的家庭矛盾，因为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她处理不同思想的办法不是想透它们中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为什么对、为什么错等，而是顺着形势或情况选一个适用的，然后忘掉其他。更早姥姥姥爷被残酷迫害，她应对的方式也类似，就是主动无视，内心屏蔽。绝大多数在那个疯狂年代生存下来的黑五类家庭子女都有这种心理经验。

在母亲的爱与忠诚回归到父亲身上之后的很多年里，父亲并没有意识到，或至少没有清晰完整地意识到。从林彪事件到四人帮被打倒，我爸依然受压制、看不到希望、内心自卑，就自然以为母亲还在嫌弃他。那时父亲在单位里受气，眼见自己最宝贵的年华流逝，却找不到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当然火气大，觉得自己拖累家庭，所以不体会在我妈心目中他有多么重要。我现在回忆那个时期他们吵架，父亲的基本态度就是，“如果你想离婚，我会答应，我一个人也能过”。那时他大概不知道，我妈的心态早已改变，远比他更害怕离婚。

作为他们的儿子，我知道父亲一直记得母亲在文革中批判过自己。关于事情本身，我主要记述，不够资格评判，最多通过这些事增加对父母的理解，因为虽然我看到了从文革后期开始母亲对父亲有多好，但我没有看到文革初期他们之间的互动。另外，他们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当时的绝望程度等，都超出我的人生阅历。虽然我也曾因政治原因被整过，也曾觉得自己拖累家庭，但我没有被游街，没有被逼唱黑帮歌等。即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面对的大局势也远比文革时父母面对的要好得多。他们挺过了那个时期，已是巨大成就。

父母的爱情

退休后父亲继续忙于他参与的科技公司事务，母亲帮助姐姐照顾孩子。姐姐很尽心地帮父母打理生活中各种事宜，父母过得其乐融融。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从吉林搬到北京，后来又搬到重庆。最近几年父亲撰写回忆录，姐姐为他整理出一批老照片，并扫描成数字版，几天前也寄给我一套。我已经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些照片了。深夜里我来回翻阅，引来思绪万千，全家人在一起时的种种影像，尤其母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

a.恋爱与结婚

图10.父母婚后两地分居，父亲在吉林，母亲在哈尔滨，这张照片记载一次重逢。母亲利用短暂假期来吉林看父亲，照片上母亲已怀上姐姐。那时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刚过去，生活艰苦，政治口号是“坚决反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没人敢打扮，大家都以自己像体力劳动者那样不修边幅为荣。作为对比，右下角是我与太太新婚后分居两地，过了大半年首次重逢时的照片。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眼睛一亮，父母曾这么开心！尤其父亲，与我童年时的记忆非常不同。我小时候总看见他皱着眉头、神情凝重，类似图1中的样子。父母在这里的轻松和喜悦，让我联想起自己在1990年代与妻子分离后的重逢（图中右下角），于是一下子与父母有了共情。重逢时他们真的快乐，他们那时真的相爱！父母相识、恋爱、结婚、生我姐都在三年困难时期与之后的一两年里，连饭都吃不饱，却留下蛮多照片，比我类似时期的照片还多，而且在每张照片里他们都笑得那么开心、自然，与我见过的那个时代其他人的结婚照很不一样。

图11. 这是母亲与刚出生不久的姐姐。母亲看上去又健康又愉快，笑容发自心底。她年轻时的照片很少，而且多是一脸严肃的证件照，不像她本人。这张比较自然，透露她个性。而图1拍摄于1970年代初，比这张大约晚十年，那时她失去了这样的笑容。

1980年代我读中学，有一次感冒，父亲陪我去医院。我进问诊室，他留在外面等待。值班的是一位女医生，看到我的姓名，突然问我，“你爸叫什么名字？”大概因为骆姓很少。我报出后，她再问，“他人在吗？”我说就在门外。她让我把父亲叫进来。两人见面后，女医生说，“你还记得我吗？当年苏联人办舞会，我们曾见过面”。接着女医生讲了一堆套近乎的话，试探父亲是否还记得她。父亲则憨笑听着，没说什么。苏联人办舞会，是1950年代的事。当时丰满发电厂、吉林的几个大型冶金厂和化工厂等都驻有大批苏联专家，他们每个周末举办舞会，邀请全市各单位的帅哥美女们参加。我父亲自然总在名单上，舞场上很受女生欢迎。

父亲是老师，桃李满天下。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和海外，因为各种原因，曾遇到过多位他年轻时的女同事和女学生。她们都对他印象深刻。我年轻时不懂，中年后才意识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女生都还记得一位小老师，其实罕见。父亲是小说里才有的那种江南才子，非常聪明，非常帅，工作非常勤奋，又生性浪漫，严肃对待男女关系，从不玩弄女生感情，实属难得，自然有很多女生惦记他。父亲也讲自己年轻时经常有女生主动接近他。但是在遇到我母亲之前，他并没有谈过一场认真深刻的恋爱。我现在很理解那些女生，她们被他吸引，但稍加了解就发现他有“历史政治问题”。在那是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她们在心里暗暗权衡一番后，都望而却步了。

母亲当年也倾慕父亲，但比其他女生勇敢，跨过了这道坎儿。那时每个女生都知道，嫁个有政治问题的人，自己也将一同被毁掉。但母亲舍不得心目中的天赐良缘，选择铤而走险。其实她也要求“进步”，与周围人一样崇拜党和毛主席。她知道父亲的出身问题，而且很重视。但她找到一套说服自己的借口。她认为父亲那些问题都因为家庭，不因为本人。父亲已向组织全盘交代过，组织还让他继续工作，就代表组织认为他是好人。当时父亲自己也这么想，也相信党和毛主席，坚决与家庭划清界限，认为自己的“历史政治问题”只代表家庭、与自己无关，伟大且永远正确的党当然会理解这点。自己已通过组织审查，就是被组织接受了。现在回头看，他们自欺欺人。但大环境只允许他们这样想。如果不如此，他们不但无法相爱结婚，连生存都不可能。

在婚恋方面，我妈向来非常慎重，认为男女授受不清。她首先严格地把这个原则用在自己身上，中年后再严格地用在我爸身上，可谓保守到古板。但她年轻时身边并不缺乏追求者，恋爱经验比我爸多。据阿姨们讲，在认识我爸之前，我妈曾有个男朋友，两人已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认识我爸之后，这个男朋友、以及其他追求者们，就都黯然失色了。我妈把婚姻看得那么神圣，把丈夫看得那么高高在上，找男朋友当然就要找最好的，绝不可能将就。她传统，但勇敢，心里又看得清，不会因为怯懦而接受差的。在遇到我爸之后，以前的追求者们在我妈看来不是如同死了，而是如同从来就没存在过，她忘得一干二净。我姐成年后问她认识我爸之前的恋爱经历，她努力想都想不起来。

我们小时候，父母在平时言谈中流露出，虽然在形式上当年是父亲最先发起追求，但实际上是母亲更早递出无言的橄榄枝，主动发出信号。母亲也承认这点。我继承了父亲的很多性格特点，比其他人更理解他。他向往浪漫爱情，觉得爱情可以克服世俗障碍。在交女朋友方面，他不但要求自己爱对方，也渴望对方真心爱自己。在旁观者看来，他自视甚高，对爱情的要求也高，但他自己不觉得。他不认为自己身上的政治标签代表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一个女生真有爱情，就不应该因此退缩。于是他等啊等，过了很多年，才等到我母亲。父亲当然有终于遇到知音、遇到真爱的感觉，所以才会像图10照片里那样笑得开心。

父亲多次讲过一个他们恋爱时的故事。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全国闹饥荒。农村饿死人，城市人也严重吃不饱。我父母在那几年都长期挨饿。哈尔滨电业局算是国家特别重视的单位，职工福利远比一般市民好。有一次电业局食堂发给每个员工几个包子，我妈舍不得吃，就放在包裹里寄给我爸。那时没有快递，只有靠邮局邮递这一个办法。我爸收到包裹时，包子早变质，长出一层黑绿的毛。但食物在当时太宝贵了，即使霉变也舍不得扔掉。他就把包子上的毛刮掉，然后放在明火里烧，烧得像黑乎乎的砖头。他再就着白开水，硬把它们塞到肚子里。

母亲总为亲人着想，把亲人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最后。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弟妹较多。姥爷家又遵循山东传统，强调女孩做家务。所以她从小就学会了帮助父母照顾弟妹，结婚后又把老公和家庭放在第一位。我记忆里的母亲就是为父亲和孩子们活的。而父亲则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小就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姐姐哥哥眼里聪明可爱的小弟弟。他幼年时得到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却不需要照顾亲人。少年时他远离家人，长期在学校寄宿，很早学会了独立，专注自己的事，不管其他。所以与母亲相比，父亲不太会为别人着想。

b.几十年里的感情浮沉

至少在过去十多年里，每次我与父亲谈及过往，他都会谈到文革时期国家政治，比如运动的根源是什么、对民族造成哪些恶果等。他反思颇多。我就禁不住遐想，如果在当时他有现在的思想深度，讲给我妈听，我妈那么聪明，也能听懂，那么他们就可能避免文革中的家庭矛盾。

我从小就直觉地知道我爸与周围人不一样，不但在学问上，也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他少年时就爱看好莱坞电影，为那些浪漫故事感动。抗战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抗战胜利后依然受到特别重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成为中美交流的前沿，城市流行文化深受美国影响，好莱坞电影特别多，每年上映几百部新片，父亲是个忠实的小观众。他读过很多西方小说和思想著作，1949年前读欧美的，1949年后又读了沙俄与苏联的。他推崇西方文化中爱与自由的精神。在东北小城里，他的气质与周围大众截然不同。他深藏浪漫情怀，与我妈恋爱与结婚的过程就很浪漫美好。但是文革期间，我妈公开批判我爸，其中肯定没什么浪漫可言。

从我妈的角度看，文革开始时她只有三十岁，还是个年轻女生。她刚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选择我爸作为人生伴侣，不曾想婚姻生活刚开始，我爸就变成了运动对象，组织不再承认他是人民一份子。原来的设想严重失效，情况跌破了心理底线，我妈不知所措，完全蒙了，自然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这是人之常情。而我爸敏锐地感觉到“老婆后悔与自己结婚”，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挫。

我出生时父母已算中年。在成长过程中，我看到母亲从来把父亲看作家庭主角、把自己看作配角，我就对此习以为常。所以意识到在他们年轻时母亲占心理上风、父亲占下风，是我理解父母历史的一大突破。其实很多夫妻都类似，包括我和太太。在年轻时女方风华正茂，挑选男方。结婚后两人的追求与被追求关系延续，女方依然掌握心理优势。只在中年以后，丈夫事业上升，妻子逐渐年长、又被家务和孩子拖累，二人的心理关系才翻转。在1950年代，知识女性特别少。她们经常有多人追求，经过精挑细选后才决定嫁给谁，所以婚后她们的心理优势比一般女生更强，虽然这种优势在中年后自然消失，以至于她们的儿女们都不知道。我妈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人没了主意，就只能跟着环境走。在家外，我妈被大局势裹胁、批判我爸，在家里也不给我爸好脸色。我妈这样做的原因是她相信了宣传、相信文革那一套。问题的根源是政治理念，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可能是另一套政治理念。如果我爸当时想透了、有自己的见解、讲给我妈听，她很可能跟着我爸的思路走，家庭矛盾就会减少或消除。因为我妈不但相信党和毛主席，还根深蒂固地相信“女子出嫁从夫”。在对丈夫和家庭的态度上，她是标准的东北好女人，忠诚到披肝沥胆。至于她反思与我爸的婚姻，即使她发现自己结婚时的想法全错了，她也不会提出离婚，因为她的世界观和道德标准都不允许她那么做。

关键是我爸也蒙了。他与我妈一样，思想上也紧跟党和毛主席。夫妻关系不同于其他关系，两个人都要有能力换位思考，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才可能理解对方、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把我爸放在我妈的地位，假如我姥爷是国民党高官、我爷爷只是小地主，党指示我爸批判我妈，基于我爸在文革初期的思想状态，他大概也会照办，类似于当时他与爷爷和姑父们划清界限。如果我爸学会这样看问题，他就不会埋怨我妈了。

我父母的家庭观念都很传统。我妈明确相信男主外、女主内，丈夫领导妻子、妻子跟随丈夫。我爸想法没有我妈的那么明确，但他从没见过反例，那时几乎所有家庭都如此，所以他也随大流接受。两人都这么想，外部危机发生时，首要责任当然就在我爸肩上，因为他是家庭主心骨。如果要化解当时的家庭矛盾，我爸需要向我妈解释清楚，为什么对自己的批判是错的、为什么作为夫妻我们不应该内斗。但是我爸做不到这点，因为他当时没有那样的思想深度。他已经停止思考社会问题很长时间了。当我妈被政治运动的洪流推着走，在家里表现出对他不满时，他的辩解就只剩下，“如果你想离婚就提出来吧，我不想连累你，我一个人也能过”、“当初你知道我的政治问题，是你主动接近我的，你也不能全怪我”。

岁月流逝，我妈逐渐习惯了我爸政治背景带给家庭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就像怀我时我妈怕被恶意对待，连医院都不敢去，差点让我死掉。还有我姐考高中时被少计一门课的分数，险些毁掉她一生。如果当时我家稍有地位或门路，这类事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很容易解决，不需要我妈担惊受怕、只为正常生活就必须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在1970年代中期，打倒四人帮前后，我妈步入中年，早没了飞黄腾达的想法，最大的愿望就是生活过得去，倒霉的事少落在我家头上。

正当我妈基本安于现状时，我爸的运星突然看涨。留学归国后，他的事业进入快车道。不久前还是政治上被压制的对象，转眼间就成了先进、劳模、大学者、单位领导等。我妈没有思想准备，不习惯。以前我爸是革命对象，我妈是革命群众，客观上我妈有心理优势。现在突然倒过来，我妈害怕自己跟不上、我爸会变心。文革中我妈批判和嫌弃我爸的事仅过去了十余年。在孩子们看来，那是遥远的过去，但对于他们自己，就像发生在昨天，记忆清晰。再加上更年期带来的焦虑心理，我妈开始怀疑我爸身边的每个女人。他俩在男女关系上都非常严肃，认同极端严格的“男女大防”标准。我妈在婚姻忠诚问题上发难，就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无需收敛。

父母中年时期频繁吵架，母亲有责任，但平心而论，我觉得父亲责任更大。母亲的缺点是细节层次上的，是夫妻相处技巧方面的不足，相对次要。她对家庭和丈夫充满热忱，程度在人群中少见。这份炙热对于家庭最宝贵，感染我们每个人，在困难时凝聚全家，在顺境期推动我们快速提升。母亲这样爱父亲，当然是父亲的运气。但热烈的爱人自然要求热烈的回爱。父亲把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业务和工作上，他的人生热情也在其中，留给家人的相对少，远不及母亲。情感深度的不同，造成父亲不能充分理解母亲，二人之间出现不和谐，母亲因此缺乏安全感，这才是他们问题的关键。母亲更年期的那些过激言行，本质上都是“放大镜”，父亲的相对冷漠则是被放大的对象，也是他们吵架的真正根源。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不是让母亲也变得冷淡，或不再在乎父亲的冷淡。如果那样的话，即使表面上和和气气，家庭也就变淡了，丧失最宝贵的成分。真正的出路只能是父亲向母亲靠拢，对妻子和家庭也充满热情。夫妻关系与家庭问题深奥。评价父母，每个儿女都无法避免，但我做起来惴惴然。但愿未来重读这段文字，我还会觉得它足够中肯和公平、经得起推敲。

庆幸的是，父母挺过了那段吵架高发期，保住了家庭完整，也没有对孩子们造成大伤害。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他们都坚信家庭、忠诚于家庭。我高中最后一年到大学一、二年级，母亲的更年期反应逐渐消退，父亲也更重视母亲的情绪与感受，比年轻时嘴甜了许多。此后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么多年里，他们互相恩爱扶持，生活富足，备受周围人尊重。历史他们不可能完全忘记，但是过去的波澜大致平息，家里其乐融融。他们在老年过得平安、幸福，我们作儿女的感到莫大欣慰。

c.儿女的角度

我家三个孩子都从内心尊重父母。我小时候以为每家都如此，有了生活阅历之后才懂，我们姐弟妹对父母的崇敬程度并不常见。母亲把父亲推成一家之主，父亲的沉浮就是全家的沉浮。而我们幸运，有个值得骄傲的父亲。他一生教育出很多优秀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些还出国发展。这些学生都很尊重他。在专业里父亲成果傲人，很多被用在生产现场，造福社会。每次单位里开大会、搞校庆等重大活动时，父亲的事迹都被重点提及。他的经历、贡献、照片等登上媒体，各种光荣称号、奖项等拿到手软。全家都以他为荣，我们作子女的也得益于他的惠泽。

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早出晚归，而且每天晚上都读书到后半夜，即使在1970年代初，全社会都在批判“臭老九”时也一样。我小时候每天都在灯光中睡着，因为父亲还在工作。我读高中时，老师为了高考升学率，要求我们每天自习到深夜才放学。等我回到我家所在的大学家属区，就接近午夜。星光下一眼望去，那么多幢楼房里，几乎家家都是黑的，只有我家的窗户还亮着，那就是父亲还在灯下苦读。我们家灯关得晚，在整个大学里都出名。与我同辈的多位学校子弟几十年后还记得，还感叹我爸真用功。

我从小对父亲的勤奋习以为常，长大后才慢慢懂得，像他那样专研的人凤毛麟角。从1950年代后期到文革结束，国家一直批判“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专研学术是坏事，专研的人被批判和批斗。我知道的中国顶级大学和研究所里的骨干知识分子们，父亲的同辈人，在那个时期几乎都没把主要心思放在业务上。他们中有机会当官的，争着当官；没机会当官的，则读闲书、干家务等。毕竟在家研究菜谱，比在单位里接受批斗好得多。而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做学问。学问就是他的精神避难所。对他来说，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等，都基于做学问。我家所有日常事务都由母亲操心，即使有些需要父亲拍板决定，实际经办也是母亲。

1980年左右，我在读高小或初中，一次家里多人同时病倒。现在回想应该是流感，但当时国内医生不分感冒和流感。姐妹两人首先生病，都发高烧到39度多。过了两天我爸也发高烧，严重到卧床不起，于是家里乱了套。学校医务所的医生赶到我家给他们三个人看病。我妈围着医生转。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坐在我爸床前睡着了。等我醒来，发现医生和我妈都站在我面前。他们发现我高烧到41度，全家最严重，于是大惊小怪地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我在医院里住了两天，父亲和姐妹则瘫倒在家里，期间我妈一人照顾我们四个。我小时候，我妈身体很好。我不记得她曾经发烧、咳嗽、头疼、腰疼等。除了女性生理现象，比如更年期与相关的身体状况，我记忆里她好像没生过病。

也在同一时期，国家开始鼓励私营经济，大力宣传“万元户”等先富起来的人。电视里经常播放他们从最简单的小生意开始、最后做到大老板的故事。有次我妈看到后就对我感慨，那些人能做的她都能做。她年轻时为了工作摸爬滚打，与各类人打交道，从不怕艰苦，也总能获得对方接受和信任，让同伴们尊重。从商也是一样道理。在这些事上她从不输给别人。只在遇到我爸之后，她被打入另册，才葬送了大好前途。她当时说，“如果没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出去跑单帮、做生意，也能成个万元户！”但是母亲已经有了我们。对于她，这个家比在单位里晋级、或当万元户都重要得多。她有很多才能、潜质和梦想。为了我们，她都自愿放弃了。如果说我爸是家里的“高楼华厦”，我妈就是地基；如果我们三个孩子是树木，从种子到长成，都依靠我妈作土壤。外人不容易看见，其实她才是我们家的压舱石和定盘星，我们谁都离不开她。

我们姐弟妹三人成年之后回头看父母，却发现虽然我们在乎父亲的成就、母亲对我们的培育，但最在乎的还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我们在乎母亲怎么想父亲、父亲怎么看待母亲等。姐姐从小好奇父母的事，她当时说不清楚，实际上她就是好奇父母的爱情。本来家里人相对忽视妹妹的想法，因为她最小。但自从母亲去世后，她也开始特别好奇父亲怎么看待母亲。我们三个孩子成年后都关心父亲，思念母亲，他们的爱情是我们心里共同的柔软部分。其中原因也很简单。以我为例，中年后发现，我作丈夫和父亲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我爸为原型，以我妈对我爸的期望为自己的努力方向。我姐妹也类似。我们在乎父母的爱情，因为那不但是我们原生家庭的根基，也是我们三个小家庭的蓝本，以及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家庭里为人做事的模板。

d.执子之手，夫复何求

因为文革初期的家庭矛盾，改革开放后母亲害怕失去父亲。父亲确实记得在最倒霉时，自己的老婆也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但是现在回头看，母亲从没想过离婚，即使在压力最大时。类似地，父亲也没想过离婚，即使在最风光时。二人在价值观层次上都“敬畏”婚姻和家庭，都觉得离婚不可思议，这是他们共同的人生信条。另一方面，母亲害怕父亲即使不离婚，心不在自己身上，爱情熄灭。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夫妻之间，每个婚姻中人都应该防范，母亲的担心也正常。但她的应对方式不正确。她选择吵架，其中隐含道德威胁与道德绑架。这样做只可能把对方推开，不会让对方更爱自己。

那个年代没有家庭伦理电视剧或电影，我妈身边也没有亲姐妹或好闺蜜可以倾述这类事。她读过的那些苏联小说，主要讲女性在革命中的经历与作用，不谈中年妇女的感情困惑，而且我妈向来觉得外国文艺作品里的男女关系太堕落，不可接受，毫无借鉴意义。当时东北民风又相对粗糙和刚烈。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她除了吵架，想不到更恰当的处理办法。好在她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改正并道歉。说到底，她非常爱我爸，心里的爱情根深蒂固。这份执着帮她跨过了夫妻间所有难关。

我曾对太太讲述我父母的历史，她听完后说，“你妈嫁给了自己的如意郎君！”我眼前一亮，觉得这句话虽简短，却贴切地总结了我妈的一生。在我妈眼里，我爸才华横溢、英俊潇洒、又勤奋老实，在他们共同的环境里卓尔不群，是梦想中的爱人。我妈从来羞于谈“爱情”二字，但她爱我爸，从年轻到生命结束，一以贯之，包括文革我爸挨整时，也包括他们吵架闹矛盾、我妈哭泣流泪时。

小时候在父母身边，我还不懂人生，不知道他们特别。现在回想，这世上有几对夫妻能像他们那样真以爱情始？即使在这个很小的幸运群体里，大部分也是男人爱女人，而女人只求被爱，不敢奢望嫁给自己钟爱的人。在相对开放和富足的今天都如此，更何况在我父母相识相恋的1960年代初期？那是疯狂年代，爱情被批判，没几个人敢追求。国家如此，东北小城相对闭塞，就更是这样。我妈来自男尊女卑的东北农村，成长过程中身边有很多传统、稳固的家庭，却没什么浪漫美好的爱情。遇到我爸后她情窦初开，在内心悸动驱使下，勇敢地略施小计，顺利嫁给自己爱的人，然后相守一生，真是难得！她最看重婚姻和老公。她的人生算心想事成、非常圆满。

对于父亲，母亲是他在被世人排斥、内心孤独时，唯一信任他、愿意赌上一生与他同甘共苦的人。他们在人人挨饿的年代恋爱、结婚、开始家庭，体验到爱情带来的、从心底溢出的喜悦。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残酷的政治运动不断。像我父亲那样身世背景的人，很多被巨大的压力摧毁、家庭破裂。但我父母顽强地挺过所有厄运，虽然彼此也有过猜疑和矛盾，最终还是不离不弃。他们在最困难时也保持努力向上，当机会突然降临时，绝大多数人没准备好，他们却有能力抓住，所以后来的事业与家庭都比较成功，也给我们三个孩子创造了发展空间。他们夫妻一场，执子之手，渡过了跌宕起伏、充满意义的一生，夫复何求？

母亲去世

在我博士资格考试前不久，家里传话来，医生认为母亲继续治疗已无意义，最好静养，估计还剩半年左右时间。于是考完试后我匆匆只身回国。大女儿还不到六个月，老婆必须留在美国照顾孩子。当时母亲在北京的中国肿瘤医院看门诊，我家三代七八口人赶来陪伴，全挤在妹妹家的小公寓里。母亲非常虚弱，我平生第一次床前床后照顾她起居。但那些天里她精神状态好得出乎我预料。我给她看她孙女的照片，她有说有笑。如果只看她脸，不熟悉情况的人大概会以为她一切正常。

期间她去医院做过一次检查，我们全家出动。接待她的是个护士，没说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出来。母亲坐上轮椅，我推她走出诊室，在走廊里恰好迎面遇到她的主治医生。母亲于是拖住医生讲个不停。她说自己不怕死，但有时候很疼，问医生有没有效力更强的止痛药，她不在乎副作用。说着说着母亲禁不住有了哭腔，那个医生赶紧说些敷衍的鼓励话，然后找机会抽身离开。母亲努力恢复镇静，但我们全家人站在她身边，都在无声地流泪，没人说得出话。我们真的是找不出办法帮她！在美国时我曾去医院问过，如果把她接来治疗，按她当时的病情，美国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回美国那天，就要出门去飞机场了，我最后一次背她去卫生间。她非常轻，身如纸片。她笑着说，“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背我了！”语气轻松，全无伤感。我则深感自己没用，心里只剩一股冲动，作为她唯一的儿子，身上流着她的血，以后要努力生活，不让她失望。因为转了学，我在读博士二年级。全家人都把我看成家族的希望，母亲当然以我为傲，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求我不可因她耽误学业。我踏出公寓门的那一刻，我与母亲都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们母子的诀别。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办公室里收到姐姐的电子邮件，简短地说母亲走了。我打电话回国核实，再打电话告诉太太。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头脑里无法把这条信息与现实联系起来。母亲不在了，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出门，没有回家，一个人驾车冲上高速公路，漫无目的地飙车。黑暗中身边的景物呼啸掠过，而远处的地平线巍然不动。母亲从来都是我世界里的基石，她怎么可能不在了？直到后半夜我才回到家，头脑里依然一片茫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想念母亲。在各种场合、因为各种原因，我都会想起她。与母亲朝夕相处时的种种情景都还印在我记忆里。她的欢喜、悲伤、她的大智慧与大糊涂、她的无奈、顽强等，一幅幅旧画面不时跳入我脑海，如同电影重放。我现在想她的频率和程度与她在世时一样，甚至更多。但让我惊讶的是，她对我如何好，已不是我心里的重点。我更希望理解母亲，大概因为她对我的好都发生在过去，而我现在加深理解她，就像我现在还可以接近她，仿佛我们还在交流，仿佛她依然活着。我想理解母亲的方面很多，比如她最在乎什么？她自己想清楚了吗？她实现了多少？还有遗憾吗？有一点我确定，从我记事到她去世，她从未松懈，一直在努力。

十六岁时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距离母亲两千多公里，但在我心中她与我很近。后来我到了美国，距离母亲两万多公里，依然觉得她很近。物理距离并不那么重要，看不到她、不在她身边，都不影响我与她的关系。母亲去世了，不住在地球的另一面了，但是在我心中她同样与我很近。所以，生与死之间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隔绝，死亡也许不是我原以为的那样可怕。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四 也算总结

我一直想写父母，尤其想写母亲。父亲一生成绩斐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母亲不同，她把心思都花在家里，如果我不写，不但外人不会知道，连家里人也会遗忘。尤其我的孩子们都没见过她，没有文字资料，他们就更难了解自己的奶奶了。每当想到父母，我心里就被很多东西充满，包括小时候的记忆片段，各种强烈的感情，还有对他们特有的敬畏。因为害怕自己掌握不好，可能无法冷静、平衡地处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内容，所以我一直不敢轻易下笔。

我上一次试着写父母还是在读中学时。当时语文课本里有朱自清的《背影》，文章通过生活小事抒发作者对父亲的感情。十几岁的我读后备受感动。不久后语文考试要求写作文，我就照葫芦画瓢，也写了一篇讲我爸。非常巧，我爸很少关心我在学校里的事，平时开家长会都是我妈去。那次我妈临时有事，我爸只好代劳，顺便领回我的作文。回家后他对我只说他读了我的作文，之后就哈哈大笑，让我非常难为情。我俩都懂，那都是我按照《背景》的套路编的。

少年时我只敢编故事歌颂父母，不敢、不会、也不忍心直视他们。离家上大学后我发现，大多数同学与我类似，因为敬重父母，就不敢谈论父母。少数同学私下里讲到父母伤自己最深的地方，或让自己最失望的地方。他们那么早就敢拿父母与他人相比较，让我佩服，但我还是做不到。对我来说，父母很特别，高高在上，只能崇拜，不可平视。他们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所以我一直不敢实事求是地思考或讨论他们，仿佛那样做就会暴露他们的缺点，就是不恭不敬。

我们这代人都读过一些著名的、有关父母的文学作品，比如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其中的“我”是个少年，父母是小市民，叔叔于勒早年去美洲闯荡，一直杳无音讯。父母经常幻想有朝一日叔叔发财后归来，帮自己过上好生活。结果一天全家在海边玩儿，巧遇贫困潦倒的叔叔，父母发现后带全家溜走，拒绝与叔叔相认。作者的本意是描写父母对叔叔的冷漠，让我最惊讶的却是作者写父母时笔调里的冷漠。

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他从小丧父，母亲改嫁，由外公外婆抚养。小说中的外公外婆其实就是父母形象，而母亲像个姐姐。作者讨厌外公，就把外公写得一无是处；爱外婆，就把外婆写得哪儿都好。大概高尔基与年轻时的我心态很像，觉得谁好，笔下的他就必须什么都好，否则就是不尊重他。这其实就是孔子主张的“为亲者讳”。“为亲者讳”是人类普遍现象，外国人也有。高尔基还有一篇小说叫《母亲》，但只是写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怎样踏上革命道路，与“为人父母”的主题关系不大。

成年后我读丁玲的《母亲》，又一次为亲子情深而动容，觉得丁玲的母亲真伟大，类似于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同一时期，更多朋友与我深谈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在肯定父母的同时，都谈到父母的不足对自己的伤害。比如从小挨打让自己多么痛苦，甚至有过自杀冲动；看穿父母虚伪、撒谎后自己的震惊；父母之间的不忠让自己不敢信任异性；父母自私、在乎钱超过亲情，让自己伤透心，等等。这些朋友在私下里变得真实，他们嘴里的父母都不是坏人，但都远非完美。

这几年我读过多篇回忆父母的中文文章。它们的基调都惊人地一致，父母都被刻画成平凡而伟大、寡言而博爱，也就是都类似朱自清的父亲或丁玲的母亲。没人可能调查这些文章是否属实，但我可以说它们中很大比例是假的。假，有多种方式，凭空编造是一种；选材时没有诚实反映真实、偏心地挑一些素材而掩盖另一些关键素材、故意误导读者，也是一种。比如朱自清的父亲因纳妾产生家庭矛盾、丢了官，气死了奶奶，朱自清很怨恨父亲，写《背影》时正与父亲闹矛盾，但他在文章中完全略去了这个关键点，所以《背影》的内容是假的，虽然它“成功”了，让亿万读者以为它真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我们所在的社会就是由众多父母们构成的，它远非完美，怎么可能每个作者的父母都伟大而博爱呢？于是我心里大呼上当！很多作者与读中学时的我类似，他们不是在诚实地描写自己的父母，而是在模仿和编造。

莫泊桑写父母，笔调太冰冷，我不能共鸣。高尔基则褒一个、贬一个，或利用读者心目中的亲情鼓吹革命。他的文字里宣传成分太多，我也提不起兴趣。一般中文作者写父母，与在党小组学习时做自我批评、或在国营单位里做工作总结等本质类似，就是承认自己或自己父母有一些旁枝末节的小缺点，但要隐蔽地把自己或父母说得非常好，说到底都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懂得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事情不能说，也就是很巧妙地作假。这样的文字对读者、对作者本人，都没什么价值。

诚实而深刻地理解父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写自己的父母却掩盖他们的真实个性、把他们都“修图”成朱自清的父亲或丁玲的母亲，就如同把自己的祖宗牌位都换成潘安与西施，表面好看，实则侮辱了先人。中国古人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基督教认为，人都有罪，再好的人离完美也差得很远。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父亲是人中之杰、永远是我追赶的目标。但是他们也都有重大缺点。耶稣说，“我是真实”。《圣经》又说，“神是爱”。真实与爱是统一的，因为三位一体，耶稣与神是统一的。我爱父母，我也要诚实地写他们。想明白了这一点，面对头脑里杂乱无章的素材，我开始有了一点方向感。我要把我心中真实的父母呈现给家人和读者。真实，需要不断挖掘与矫正。我自知做不到完全真实，但至少那是我努力的方向。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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